引言：问题与资料

　　在一个社会里，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的分配究竟依据何种标准，可以说是影响和制约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最重要问题，对一个容有大量上下流动的社会尤其是这样。我们在前面阐述了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是如何越来越排除其它因素的介入而一切以考试为定，“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一切以考场上的文章来决定录取的，1 政治权力、财富和家族名望等一切容易承袭的因素被尽量地抑制，个人平时的品行、学殖、文名等一切趋于积累的因素也被淡化，考场硃卷最终构成为科举制度的中心一环，成为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2 本编现在所要集中关注的则是这硃卷本身，即它作为试卷的内容，作为应试文的诗、文、策、论等。这些诗、文、策、论的主要目的、主要功能是应试求售，那么，它们是如何履行和发挥自己的应试功能的？它们究竟要求应试者一些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素质？需要应试者做何种训练和准备？这种考试究竟是在考什么？衡文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主要把一些什么样的人选了上来？这种考试能为国“得人”吗？或者更重要的还是“人得”、亦即各种人才能否获隽、能否各得其所，各得其意？3 我们的考察将紧紧地围绕着考试，并指向录取，我们要探讨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得中，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文章落选，决定考场中式的主要有一些什么因素，由此亦可一窥这种考试选举千百年来重复锻打所造成的社会结构。

　　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明代，实际上已经到了相当成熟、完备的地步，循这条路走下去，还可以有一些小修小补，却很难有大变，除非完全改弦易辙。清代入仕除了为满蒙贵族保留了一条迅捷的上升之路外，基本上沿袭明制，其科举考试约分三级：我们也许可以把童生试及生员系内各种名目的考试统称之为初级考试，乡试称之为中级考试，会试及殿试称之为高级考试。初级考试主要是童生通过县试、府试、院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即成为国家学校的正式一员，这种考试或可称之为“入学之试”，以区别于作为较正式的“入仕之试”──即可直接取得任官资格的乡试。但由于当时的学校不仅是完全由政府主办，也主要是为政府往上输送官员和往下推行教化，纯粹是少数精英性质的官学，所以，这种“入学之试”也仍可说是一种为任官取得至少是一种预备性资格的“准入仕考试”。乡试以下，路尚宽广，除了上述成为府县学生员再应乡试的主要途径，五贡也不失为一条保留了些许两汉荐选遗意，不与乡试也可入仕的途径，4 由监生则可辟出一条通过捐纳绕开越来越难的小试而直接应乡试的捷径，但是，一般人要想参加会试以为充任高级官员打下基础，却仍然只有先通过乡试一条路可走。

　　上述无论入学、入仕或高级入仕这三级考试，都离不开八股文，且都是以首场的四书艺为重。有清一代，童生试的县、府、院试虽然其它内容有变更，但正场考四书文二篇的内容始终不变。清乡、会试三场考试内容相同：清初沿明制是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共需作七艺；二场是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三场是经史时务策五道。这三场如此安排的目的是，“首场通经而穷理，次场通古而赡辞，三场通今而知务”5 但是，“时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重。”6 其后考试内容陆续有一些改变，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定为：首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经文五篇，文体亦八股格式；三场策问五道。这一改变可以说旨在使考试的内容更为集中鲜明，淘汰那些实际上已成具文、保留只会枉耗心力且徒增混扰的考试内容，客观上则使经义八股的地位更重了，但所增首场之诗、所留末场之策也还是存有两汉策问、唐代诗赋的痕迹，又八股本身也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文体，7 此一定制，直行至二十世纪初八股被废。

　　而八股文在本世纪成为集矢之的，不仅遭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也为保守主义所不齿。“八股”乃至成为一个臭名远扬、引伸甚广的恶谥，凡与它沾边的都被列入批判之列，除了“旧八股”、“土八股”、又有“新八股”、“洋八股”、还有“党八股”“政治八股”等种种名目，凡迂腐形式、僵死桎梏、可笑文章、荒谬教条都可冠以“八股”之名，被人们理所当然而又不假思索地予以唾弃，原来意义上的八股反转成罕有人能识的希罕物件。8 而反“八股”者也常被后人指为“新八股”的制造者，但攻讦各方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谴责和唾弃八股，且常常是以一种蔑视的口吻予以谴责和唾弃。

　　但是，为什么八股会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为什么不考别的，而就考这常被认为是最无用、也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它是怎么来的？是皇帝或政府刻意牢笼士子的精心设计，还是考试制度的发展所自然逼出？为什么八股素为人诟病而又久不能废？为什么它竟然在一种涉及全国上下、地位也最重要的考试中延续了近五百年之久？今人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程度，可能恰与对八股批判的激烈程度成正比。而批判什么东西的一个前提条件，其实应当是首先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在本编中，我们尚须限制我们的范围，不可能讨论所有与八股有关的问题。例如，八股文与其它文体、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9 如果说今人对八股尚存一点首肯之意的话，往往也只是表现于此。还有这种文体与思想、与学问的关系，就均非本文所能专门讨论。另外，八股经义与以前的考试内容——两汉策问、唐代诗赋、宋代经义、元代经疑以及括帖墨经的源流辨析和仔细比较，乃至八股本身在数百年间的风格之变迁，亦非本文所能深入。

　　对八股人们可以提出一些不同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首先，八股这一文体能不能产生真正的文学，乃至于产生最好的文学，即如李贽所说的“至文”？产生称雄于一代的文学，产生作为一个时代标志，一个时代骄傲的文学？明人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曾经这样相信过。明天启、崇祯年间，且有一些士人花大力于此，如艾南英、陈际泰、曾异撰等，他们创作、品评、结社，自下而上造成了对全国文风的广泛影响。至清代，也还有人相信这一点，例如焦循。但总的说，清人一般不再相信这一点，士人的主要兴趣也因明清之际的世变及顾亭林等大儒的努力而发生了一种重要的转变∶即由虚转实、由华转朴、由激转平、由戾转和、由强调思想、文学转向强调学问、考据，即便如焦循也是用力于此，他只认为明代文学也许将由八股称，10 而不认为清代会如此。清代问题是转到了次一级的层面，士子文人在时文上的雄心已经下降，人们关注得更多的与其说是八股本身，不如说是时文与古文的关系，是古文能否对时文产生良好的影响，或者说时文与古文之间是否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等等。阳湖、桐城派均曾有意无意致力于此，其所达到的成绩有人赞扬也有人指斥。无论如何，八股作为一种士人要自进显身必须掌握、必须熟悉的文体，对明清两代的文学，尤其是散文还是影响很大的。

　　其次，八股这一文体能否产生真正独立、有意义的思想？它是否是表达思想的恰当形式？即从八股中是否能出思想？或者说能出什么样的思想？这种文体能给个人独立见解提供多大的活动空间？八股文作为中国文学形式的一种相当精致和综合、同时又与入仕紧密联系的文体，是否也表现了中国思想的某些基本特点？对这些问题，古人不像对前一问题那样关注，基本上还是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文章，但是，八股又毕竟主要是一种说理的文章，是一种议论文，它虽在比的部分有韵文的相当成分，但不允许像赋、骈文那样铺陈华丽词藻，巧设比喻，引用秦汉以后的历史典故等种种修辞方式，而是要求朴实地述说经义，述说义理。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用经义取代诗赋即有将士人注意重心由文学转向经学，转向义理之学之意，但经义毕竟又是一种应试文体，作为应试文体固然影响广泛而持久，从而也时有改变文风显示文运之效，但也因此很快就可能面临“题无剩义”的局面，而人才也有高低，如王安石那样的大才毕竟罕见。所以，古人对这一问题一直比较谨慎，即便重视八股义理（尤其前期八股），也很少抱有由八股来产生第一流思想的期望，且社会也无需此，义理之精华被认为早已蕴涵于经典之中，即便如清初吕留良那样重视八股的独立思想者，主要目的也只是限于作为明遗民退而要在社会上谋生立足，进而想由此扩大对士人思想的影响。11 今人则几乎众口一辞地抨击八股束缚思想，以“扼杀思想”为其一条主要的罪名。

　　再次，从八股中能不能出学问？在清代这个问题或可转变为∶八股能不能出考据？或能不能在这种文体中至少反映出考据的成果？对此，古人似更不抱期望。清代虽然在应试八股中有一些带有考据色彩的文章，尤其在五经义中，12 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上重视学问尤其汉学的风气，考场之外，无人会尝试以八股去进行考据工作。而且，正是从学问出发，自明至清，不断有学者猛烈抨击应试八股，抨击流行的坊刻时文，认为它们害了学问，乃至使士人束书不观，其恶果几等于焚书坑儒。“使人不学”，戕害学问，这是八股的另一条主要罪名。

　　然而，以上的问题并非我们的主要关注所在，我们关注的是八股的应试功能，并相信这也正是它所由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是它的主要乃至唯一合理的功能。本编尤其注意清代乡、会试中的首场四书文（亦即大题四书文）。这样，习作八股、游戏八股、13 以及认真地想通过八股来“载道言志”、表达心声、抒发感情之作，14 都不在本文考虑之列，至于场外训练之窗稿、师友切磋之社稿，乃至考官示范之程文，因其不在“硃卷”之列，也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本文实例一般都取自试卷。

　　在资料方面，我们可以首先指出应试文的一个特点，作为应试的首要文体，八股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最多的一种文字，然而从比重上来说，留存下来的却最少。自明至清数百年，科举应试作为士子的主要出路，四书八股作为士子的日常功课，其内容自然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但可能正是因此，当时的人们不屑于记录，更不屑于保存，它源远流长，又变化缓慢，人们从小即耳濡目染，耳熟能详。这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在整个世纪中形成的一个事件，在任何文件或回忆录中都不可能找到……”，15 加上八股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联系至深至钜，权势利益驱动之下，鱼龙混杂之文汗牛充栋，而一旦政治风向改变，旧制度倾覆，文章与利益脱钩，八股也就自然如风卷残云，迅速消失了。此正如末科探花商衍鎏先生五十年代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时所言，八股是“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停科举废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16 齐如山也在六十年代写道：科举“在六十年以前，乃是全国趋之若骛的一件事情，父训其子，兄勉其弟，朋友彼此互相规劝等等，都以此事为重心。……没想到全国人放在心坎上的一件事情，不到六十年的功夫，而大多数人却都不知道了。”17 六十年代，尚有参与科举者撰写回忆录，而如今离最后一次科举乡、会试（1904）也已接近百年，世间恐已无亲与科举者了，18 所留下的回忆文字也相当之少。于是，一百年前读书人几乎无人不会做的八股，今天却不要说做，恐怕连读懂也已经不容易了。19 因为八股毕竟不是一种容易操作的文体，它既无裨世用，而又可以无止境地对之下功夫，其奥妙和水平大概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仍用商衍鎏的话来说就是：“万语千言不能发其秘，穷年累月不能究其源。”20 然而，对一件在五百年间影响着几十代千千万万士人前程，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事情，我们却不能不努力去发秘探源。

　　本编所参考的主要原始资料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近人研究著作未列，所参考书可见注所引）：

　　1.试卷原文。这方面最宝贵的自然是当时考场的原始墨卷或硃卷，清代各地乡、会试的硃墨卷要调礼部磨勘，不存于地方，清廷覆灭后此类材料被视为是最无价值者而基本散失殆尽，21 生员考试的试卷则以数量繁多而又无关政要，亦多不予存。22 现在可见的试卷多为进士举人贡生中式后自己刻印的所谓“硃卷”，这种“硃卷”有时会有一些订正改动，目前对这种硃卷收罗最富的是顾廷龙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清代硃卷集成》，共订为420册，收录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8000余种硃卷。23 试卷的另一个来源是各种选本稿本中的应试文，如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大题文府》，《小题文府》等。还有一些应试文则散见于全书、文集或手稿中，如《榕村制艺》中的李光地试卷，《袁太史稿》中的袁枚试卷、《兰墅制艺》中的高鹗试卷，《张季子九录》的张謇试卷，《石屋续渖》中的陈黻辰试卷，以及《蔡元培全集》、《杨度集》等文集中的本人试卷等。

　　2.有关考试制度方面的官方资料及综合记述。如《大清会典事例》，尤其是其中的“命题规制”、“试艺体裁”、“厘正文体”等部分；由方苞编《钦定四书文》所提供的范文可见官方的录取标准；法式善《清秘述闻》及后人补充的一续、再续，记载了清代历科考官、试题及省、会、殿元的姓氏、藉贯、出身等材料。

　　3.有关时文及应试的丛话、文话及笔记资料。其中清人较著者如李调元有《制义科琐记》4卷，尤梁章钜《制义丛话》24卷最为可观，又有阮元令其弟子编撰的《四书文话》，但迄今未见到刻本，手稿也不知是否尚存世间，24 追溯其源流的资料及早期经义文可参见《学海堂集》、宋刘安节《刘左史集》、不著编辑者名氏的《经义模范》、明吴伯宗《荣进集》。其它记有较多有关科举时文材料的清人笔记杂著有王士祺《池北偶谈》，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法式善《槐厅载笔》，阮葵生《茶余客话》，许仲元《三异笔谈》，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钱泳《履园丛话》，陈康琪《郎潜记闻》，俞樾《茶香室丛抄》、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朱彭寿《旧典备徵·安乐康平室随笔》等。《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经义典”汇集了一些有关材料，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也收录了清人笔记中有关资料360余条。

　　4.有关时文的看法以及对以八股为考试内容的批评、辩护和改革意见。25 清人文集及笔记中较重要的意见可见：顾亭林《日知录》、《亭林文集》、张尔岐《蒿庵集》、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毛奇龄《西河合集》、何焯《义门先生集》、陈祖范《陈司业文集》、韩菼《有怀堂文稿》、刘大櫆《海峰先生文》、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尹会一《健余先生文集》、朱轼《朱文端公文集》、朱筠《笥河文集》、任兆麟《有竹居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绂《穆堂初稿》、《穆堂别稿》、姚鼐《惜抱轩文集》、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彭绍升《二林居集》、张廷玉《澄怀园文存》、章学诚《章氏遗书》、管世铭《韫山堂文集》、石韫玉《独学庐稿》、臧庸《拜经堂文集》、焦循《雕菰集》、《学海堂集》、韩梦周《理堂文集》、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冯桂芬《显志堂稿》、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唐鉴《唐确慎公集》、王先谦《虚受堂文集》等。又有《明文海》中所载78篇时文序，贺昌龄主编《清经世文编》及续编“礼政”部分亦汇集了一些有关科举考试文体改革的文章。

　　5.有关如何为举业训练写作经义、八股，准备应试及考官衡文等方面的资料，早期如宋谢枋得为举业所编《文章轨范》、元陈悦道为科场备用编写的讲章《书义断法》、王充耘《书义矜式》、倪士毅《作义要诀》、清代如王筠《教童子法》、唐彪《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张行简《塾课发蒙》、崔学古《少学》、李新庵《重订训学良规》等；以及个人自叙参与或主持科举考试具体过程的日记、笔记、回忆，包括辛亥后有些名人、学者如周作人、陈梦雷、蒋梦麟、陈独秀等人的回忆录也记述了自己的应试经历，其他如小说史料，像《儿女英雄传》中的安骥参加乡会试的过程和《蜃楼志》中的春才、如玉的应考、《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等人的评文、《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等节亦可参考。

　　以下八章，26 我们将首先叙述历代考试内容的演变如何导致了经义、又如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八股这一文体。第一章“经义”主要是就其内容而言，第二章“八股”主要是就其形式而言；随后的第三、四章则先叙述考试互动过程中之在下的一方（考生），然后叙述考试互动过程之在上的一方（考官），再过渡到取中或黜落，从试卷观察这一考试过程的最终结果，并考察决定取中黜落的主要因素；最后两章，我想先展示传统思想范畴内的“昔议”，再在略观今人的评论之后提出自己的初步结论。

　　注 释

1 文康《儿女英雄传》中一考官言：“况我奉命在此衡文，并非在此衡人。”考官只是衡文已是共识，且想衡人也不太可能。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页814。

2 “硃卷”之谓，源自誊录。北宋初年，因防考官由考卷知考生的姓名而营私，于是有弥封；后仍患考官由笔迹知考生为谁，于是又有誊录。迨至明清，为防贡院内、外帘官员及誊录生还能从中作弊，于是又区分用笔，规定各类人员须用异色笔，其中誊录生必须用硃誊录试卷，以区别于考生用墨缮写的“墨卷”原作。这种用硃誊写的红字卷子就是最严格本义的“硃卷”、它包括所有经过了考场誊录的诗文论策等内容。在清代，需誊录的考试主要是乡试和会试，最低一级的童生试和最高一层的殿试都不誊录，这看来是与各种考试的性质、重要性及可行性有关，小试若行誊录工作量太大，而其本身又尚非直接入仕而只是入学的考试，殿试例不黜落，且后来可从原卷看书法。另外，社会上又渐渐形成一种风气，新中式的举人、进士将本人在场中获隽之文刊印赠人，虽然是墨印，亦称作“硃卷”，后来贡生乃至于各类考试的中式者也都这样做，并把它们都笼统称之为“硃卷”，这种墨印的“硃卷”一般就都仅仅是指中卷了。因此，就其本义，又取其广义，笼统地把清代各种科举考卷均视为“硃卷”亦无不可，虽然其主体还是乡会试考卷。

3 这种上升之道和其他社会里的上升之道比较起来怎样？为什么科举在晚清一朝覆亡，且未激起以前视之为身家性命的士人的同声抗议而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中死亡？为什么它在为国人所弃的同时却又为西人拾取？这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4 岁贡甚至有积年的意味。

5 尹会一：《健余先生文集》，“广西乡试录后试”。

6 同上。

7 江国霖咸丰九年在为梁章钜《制义丛话》所作的序中说：“汉策、唐诗赋、宋论均有弊”，而八股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

8 如作家刘绍棠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见其为王凯符《八股文概说》所作“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9 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其附录“论八股文”，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近作如陈平原“八股与明清古文”，载《学人》第7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0 焦循《易余籥录》：“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何、李、王、李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矣。夫一代有一代所胜，舍其所胜，皆寄人篱下耳。余尝欲自楚辞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取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胜。”

11 《吕晚村文集》附录“吕公忠晚村行略”：“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顾忌。……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祥反复，穷极根底，每发前人之所未及，乐不为疲也，有疑诗文恐不足以讲学者，先君曰：事理无大小，文义无精粗，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但能笃信深思，不失圣人本领，即择之狂夫，察之迩言，皆能有得，况圣贤经义乎。”

12 如王引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王文韶“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士受地视子男”、张之洞“拔茹茅以汇其吉”、汪康年“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等。

13 如尤侗非以经书、而是以《西厢记》为题的八股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14 如启功记其师陈垣先生于抗战时口诵周镐所作“逸民伯夷叔齐”之八股文，“琅琅然声出金石，盖感时寄慨，如赋变雅焉”，感人至深，见《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72。

15 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页381。

16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227～228。

17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收在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初版，页1049。今人由对科举考试内容的不熟悉所带来的失误可举二例∶如最近出版的《翁同龢传》，作者研究传主已十多年，用力甚勤，但在叙及翁1856年参加会试时，说会试首场考四书，四书题为“告诸往而知来者，洋洋乎发育万物”一节，第二场题为“莫如为仁”，第三场诗题为“游鳞萃灵沼，得灵字”。而实际上所述三场题其实都是首场的内容（三文一诗），且所述“首场题”宜分为“告诸往而知来者”一句和“洋洋乎发育万物”一节，是两篇而不是一篇文章的题目，见谢俊美：《翁同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40。又如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把几年前发现的一份明代状元策说成是“典型的八股”，见田启霖编《八股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页1162。

18 清代最后的两位状元王寿彭和刘春霖都在四十年代去世，末科探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的作者商衍鎏大概在五、六十年代之际去世，一位末科举人种毓龙于1970年去世，末科秀才苏局仙也已在1991年12月30日下午四时去世。参见蔡康平∶《中国晚清最后一个秀才》，载《读者文摘》1992年第4期。

19 读八股要比读一般古文为难，至于写作，正如邓云乡“《眉园日课》书后”所言：“就今天的客观水平说，要想弄懂这一文体，即使学会作一篇极普通的八股文，最起码的完篇，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载《中国文化》第13期，北京1996。一种文体的死亡恐怕要比一种语言的死亡更难于拯救。我读到的时间上最近的一篇八股文是曾与光绪癸卯科（1903）浙江乡试中举的钟毓龙（1880—1970）六十年代的戏作“老而不死”，见其《科场回忆录》“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228。或如张中行的一句趣话“至于八股的妙处，就非鼻子不可。”见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81。

21 四十年代末潘光旦、费孝通仅搜集到900多份硃卷，现这些已搜集到的硃卷大概也散失了。

22 各地尤江南的一些地方博物馆、图书馆或仍有存者。

23 《清代硃卷集成》所收硃卷包括三个部分，粗略统计如下∶第一部分是会试卷，共计1635份，其中17世纪仅1份，18世纪37份，余均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试卷，而光绪一朝有916份；第二部分是乡试卷，这构成《清代硃卷集成》一书收藏的主体，所收多为江南、浙江、顺天试卷，依多少次序是江南1641份，浙江1497份，顺天817份，湖北296份，山东230份，江西230份，河南148份，湖南131份，以下广东、四川、福建、广西、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均在一百以下。从朝代论，乡会试卷也还是光绪朝最多，共有2546份。第三部分是贡生卷，分副贡、优贡、拔贡、岁贡、恩贡，以拔贡、副贡卷较多。但是，以上所收有些并不完整，有的缺履历，有的缺科分页，有的试卷不全，尤以年代较早者或名人卷为甚。

24 据阮元“四书文话序”，此书有抄本二，一存广东，一携归江苏以便补充后付梓，梁章钜决心作《制义丛话》时慨叹唯独制艺“无话”，后知有《四书文话》后曾在广东寻找未得，后又到江苏寻找如愿，并从其中抄录了一部分补入《丛话》。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所列的参考书中列了《四书文话》，不知其所睹是刻本还是手稿。后亦多有人列此书，却未见引文，笔者亦多方寻找而未觅得此书，因而怀疑此书并未付梓，而手稿今亦不存。

25 在此主要涉及传统的争论，晚清西学冲击中国之后的争论不在此列。

26 以下类似于八股的结构也是始则无意中暗合，后才稍稍有意为之的一种结构，笔者最近并偶然发现，拙著《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竟也无意中暗合八股结构：前有引后有跋，中间八章题目严格地两两相对。这种种暗合也许说明了，八股实际上是人们著述时有时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会采取的一种首尾绾合，中间主体部分对称的结构，虽然它并不是、也不宜是唯一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