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考察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举业需要应试者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准备以及最后的临场，分读书、学文、应试这样三个环节来叙述。

读书

　　读书须先识字。章学诚说：“童蒙子弟，欲正小学之功，不当先授句读，但当先令识字，……夫积画而后字，积字而后句，积句而后章，一成之理也。” 1 王筠说∶“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2 蒙养之时，3 识字为先，不必急着读书。如弟子迟钝，则识千余字后乃能为之讲解，能识二千字，乃可使之读书。4 唐彪也叙述自己的塾师经验说：凡教童蒙，不可太早上书，须先令认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以后要作经义，且要对付各种各样的题目，包括各种割裂截搭小题，背熟经书是一关键，然而，凡书必令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苟字不能认，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故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他并举其子的教训说，其子唐正心自六岁入学，读书不能成诵，三岁历三师，至四年无可如何，不复易矣。后因兵乱避居山中，适有一名朱雨生的塾师设帐其地，因令就学从游。至五月，所读新书不减于前三载，且于前三载不成诵之书，无不极熟。唐彪问其原因，朱答道∶“吾无他术，惟令认字清切而已。令郎非钝资，止因一二句中字认不清，故不敢放心读去，则此一二句便不熟。因一二句不熟，通体皆不成诵矣。”5

　　识字为先的方式和古代人文学问的特点有关∶古代重文献，字即涵理，清人又重视训诂，重视从训诂发义理，与明代相比较，清人应试文中也多有训诂之意。主要用于识字的流行教材则有“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里可以顺便指出的一点是母亲、姐妹的特殊作用，她们往往在孩童正式破蒙前就已教其识字，而更重要的是她们对儿童立志方面的影响和情感上的关怀。如翁同龢六岁前的启蒙教育主要由母亲和两个姐姐担任，因而母子、姐弟之间的感情尤其深厚，当翁应府试刚进场时，突闻大姐去世，立即弃笔而出，大恸致病。6 胡适也曾忆及三岁多入学前，就与母亲一起识了近一千个字。7

　　“三、百、千”一类启蒙教材已涵一定道理，但主要还是为识字所编。读过这类教材之后的学生实际上就要两分，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双轨制，多数不习举业者可能再识一些日用杂字，及简单书信、算术，或再读一些如《增广贤文》等贤文善书就结束学业，8 而少数习举业者则要开始一种真正的，期望成为一种职业“读书人”的读书，即为举业而读书了。读书的次序一般是先读四书，再读五经，再读其他经、史和诗文等，四书中一般又是先读《论语》或《大学》，《孝经》及朱子的《小学》常常也是优先阅读的内容。除了以经书，尤其四书作为主要的内容外，还有种种可作为日后作文辅助、形式亦较活泼的读物，例如学习韵律，练习属对的《声律启蒙》，《神童诗》、《唐诗三百首》，9 熟悉典故、积累词藻的《幼学琼林》、《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乃至百科全书性质的《唐类涵》、《渊鉴类函》等等。这些内容可以穿插进行。王筠说∶童子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读全经及《国语》、《战国策》、《文选》，即才钝者，亦全读五经、《周礼》、《左传》，摘读《仪礼》，《公羊传》、《谷梁传》。10 有识者特别强调不宜过早读时文，不宜与读经混杂着读时文，而宜分开用力，稍后进行。11

　　至于上述内容的阅读之法，则如唐彪所言∶“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12 《渊鉴类函》、《文苑英华》一类，自然只是“当备以资查考”之书；《文选》一类，在明、清大概最多也只属当看之书；13 史鉴、诗文一类，大概当通读一些之后精选细看；经书则当熟读，14 尤其四书全部及五经主要内容当反复细读以至于能滚瓜烂熟，15 此不仅因为考试题目皆出于此，也因其被视为是义理文辞的渊薮。所以，古代读书总贵于精，总期于熟。读经也须读注，尤其四书朱注亦悬于功令，须细读，但也可分开来读，即先读大文，以后再来读注。16

　　要真正精熟则须理解，能记是由于能解，王筠批评专让学生死记硬背者为“视学生为猪狗”，说“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17 胡适也忆及母亲多给塾师学金而给他“讲书”的好处，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18 且讲书看书不宜徒籍高头讲章，讲书之后又要令学生复书。读书以经书为主，但又不止于经书，更不止于讲章，还须博阅杂览，方能优游涵泳，融会贯通。由于举业使读书也成为功名利禄之途，故世俗之人多有急功近利及见识短浅者，把四书五经只当作题目来读。19 并沉醉于高头讲章，泛滥于坊刻时文，故顾亭林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之叹。20 但这主要是指晚明坊刻盛行之后的流弊。真正的八股佳制亦非经史深厚所莫能为。21

学文

　　学文不可过早。齐如山说∶“从前小儿读书，分三个阶段，六七岁小孩初上学，名曰‘开读’，……十几岁读过一两部经书之后，先生才开始与之讲解，此名曰‘开讲’，十四五岁以上，便开始学作文章，此名曰‘开笔’。”22 王筠说∶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唐彪也说∶人生平学问，得力全在从蒙师学、即打基础的十年间，23 在这十年中，四书与本经宜熟，余经与后场宜带读，书法与执笔宜讲明，切言与平仄宜调习，经书之注删读宜有法，然后才可以正式跟经师学作文。24 当然，才高者因为有余裕，实际上学文往往比这要早，例如朱筠九岁入书屋读书，十三岁学为文，25 胡传五岁入塾，十一岁讲四书，十六岁八股已能成篇。26 俞曲园六岁读书，十岁即开始习时文，27 沈曾植八岁读书，十三岁开笔，28 林纾也十三岁习制义，29 世俗者因为心急，也往往不管子弟才能高低而让他们提前开笔。

　　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30 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鼓励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31

　　作文又须有渐，不宜“弟子入学视为废才”，成天使之不求其解地念藏经，而“到十三四岁时则又视为天才”，期望一下就使之能文。32 “时文法密，不能遽责备於童子，则必使之先为破题；破题能属句矣，乃使演为承题；承题能成语矣，则试学为起讲；后乃领题提比，出题中比，以渐而伸；中比既畅，然后足后比而使之成篇。”33 要学作文，还须先会读文，至于具体读文方法，唐彪认为童子读文必宜分其层次，先易后难。且不必读得太多，尤不宜太赶时髦、贪多骛新，去读那些二、三流的时文，自然也不宜过守成宏，正嘉文式。所读时文，贵于极约，不约则不能熟，不熟则作文时神气机调皆不能为己用。而阅览则宜广博，经史古文时文不多阅，则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所取材。总之，“科举之学，读者当约，阅者宜博”。34

　　“博学守约，凡事皆然。即举业一道，博约二者，阙一不可。所谓守约，即揣摩之文，贵於简练，是矣。所谓博学，则泛阅之文，又不可不广也。”35

　　正如读书首要在精、在熟，作文亦同，36“‘熟’一字，为作文第一法也。”37 所必须熟的自是佳文，读文贵极佳，贵深造，不可贪多，但也须有所折衷。不仅读古文，也要读时文。章学诚又有“生文习之使熟，熟文习之使生”之说：“诸生於三五百篇之文，亦既能成诵矣，今简练而攻十之一，岂犹患其不熟乎？患在过熟而不入迎拒之心也。盖佳文入目，虽使粗识浅见，皆能生其浮慕，至於诵习再四，不免中心厌倦，以谓吾既知之，而欲更窥他作矣。不知所谓‘吾既知之’而不耐更读者，於文之甘苦疾徐，固未尝有所入也。熟而生厌，不亦宜乎？若夫文之佳者，因非一端之所能尽。命意，一也；立句，二也；行机，三也；遣调，四也；分比变化，五也；虚实相生，六也；反正开合，七也；顿挫层折，八也；琢句，九也；练字，十也。以此十法，每一诵习，各作一意推求，仍用先如未见其文逐处平心迎拒之法，往复不已。则文虽一定，而我意转换无穷，即使万遍诵习，而揣摩光景，常如新脱於稿，所谓‘熟文习之使生’，此法是也。”38 亦即通过揣摩使之栩栩如生也。

　　然而，正如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文章归根结底还须自做、多做，常做，如此才能手熟，开拓笔力，拓宽笔路。作文须有数月发愤工夫，在一段时间里专心致志，一切不顾，终日作文，而后文章始能大进。据说唐顺之、瞿昆湖、熊伯龙、袁坤仪、毛稚黄等八股名家皆有此经验。文章又须精研，反复修改，不断改削才可望精益求精。作文既要有内心自得自撰一端，又要有广泛取用一端，或说制艺直自经营者十之六，取用于人者亦十之四。因而平时须用集腋成裘手段，故有“积词”、“积理”之说，艾南英也有读书为文要像将兵，多多益善之言。

　　今人品评八股习作毕竟如隔靴搔痒，已经脱不了局外人身份，究竟其中要经历多少甘苦，多少层次已不复能况其中滋味，兹引清初朴实大儒张尔岐自述其学习八股经历的一段回忆：

　　予幼习八股义而苦之。既隶籍博士，无可舍置理，遂疲精敝神於其中。初解文体，即以抄袭为耻，於人所习用，必力自湔除，唯取经史诸子语之稍稍远人者缀缉之。颇以新异受知督学李公。继复自厌，去为难深幽渺之言。每拈一题，必伏几冥想，於题前后表里远近离合之间，参之伍之。推索路穷，乃恍惚若有所见。即循其所见，孤引递剥而书之纸，目不敢瞬，气不敢舒，以至成篇，然后徐徐欠伸，俯仰中庭，自以为真得此题之解矣。出以示人，人讶其与题无涉。取而覆读，己亦不解其何谓。再伏几冥想如初，又觉昔之孤引而递剥者，信有其故，非真与此题了不相涉者也。每就试亦用此法，胜负得失，一不介诸怀，唯以深思独喻为愉快而已。督学者评其文，率以别致赏之，於渺然独往之思，未之深监，亦不以为非也。试於乡，则再不售。及见癸酉闱牍驳语，云∶“有沈入之思，而未能自达。”因自念曰∶“未能自达，诚然哉。今欲达之，何道而可？”於是覃思《大全》、《蒙引》、《存疑》三书，兼时时模拟先辈程墨，督学者亦不以为非也。及乡试又不售。盖其所以模拟先辈者，适其形似。人方袨服丽饰，己独秃襟短袖，操作而前，无怪其无所容人也。时为崇祯丙子，予年二十五矣。明年秋，友人劝读房牍。冬遇霑化吴先生，善言举业，其言主於修辞命势，遂兼用其说。然所覃思，仍在三书，旁及子史。其於房牍，时一披览，资感发而已，终不肯袭用其语，以易吾初。自是，思路渐廓，觉圣贤所言，各有实际。每作一题，内考之己，外验之物，以至古今治乱之故，贤人君子立身持世之节，苟与题理关通者，应念毕集，以佐吾说，乃推择精粗，审命位置而徐书之。岁试为督学翁公所赏，同学诸子亦颇推其能达所欲言，私心自省，亦妄冀一售。天降丧乱，备罹荼毒，摧绝惕号之余，犹时理残书，修故业。如是者六七年，一旦悼念身世，发愤尽焚昔所阅房牍及所自作诸义，绝意科举。日偃蹇蓬蒿败屋之间，吟啸自恣，分与八股长辞矣。以困於饥饿，强起为乡里授句读，求口实。诸抱夹来者，又非八股义不问。不得已复取坊刻为科简好恶。遇难题鲜当意，辄自拈作。是时文情闲畅，视昔又异。题一入手，微哦再三，全义现前，振笔疾书，汨汨然应节而至。即文未必工，要之言所欲言，无不满志。又自以为天下之至适，未有逾此者也。鸣呼，予於此中甘苦之致，盖备悉之矣！39

　　此正如张尔岐所言∶“予虽不售于时，于此道亦不苟矣。”而八股看来又不仅是弋取功名之具，亦可用以自娱自得，而我们也可从中窥其甘苦于一二。

应试

　　应试之前的准备，一种办法是于大比之年的正月开始，每日作文一篇，至八月临场而止，另一种办法是于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每三、六、九作文二艺，限定时刻，以香尽文成为节，不许推迟。前一种办法主要练纯熟，后一种办法主要练速成。

　　备考赴试一节，一般文集、笔记所记都甚简略，反而是小说描写较生动具体。故以下我们摘录《儿女英雄传》中主人公安骥应顺天乡试前模拟考试及赴场应试诸事以见一斑，并可略观昔人之评点八股。40

　　安骥在应乡试前大半年开始准备，除了诵读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课，每日一首试帖诗。到了阴历七月二十五日，即离进场还有十多天的时候，其父安水心对他说：场里虽说有三天的限，其实除了出场进场，再除去吃睡，不过一天半的工夫。这其间三篇文章一首诗，再加上补录草稿，斟酌一番，笔下慢些，便不得从容。为此，要求他翌日四时起来仿照考试作题，不准继烛，把三文一诗作完，吃过晚饭再誊正交卷。

　　第二天清早安骥领下其父所拟的试题，见首题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41 二题是“达巷党人曰”一章，42 三题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四句；43 安骥揣摩了半日，明白过来，心想这首题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题是要我认定性情作人；第二个题目大约是父亲的自况了。及至早饭，他一个头篇、一首诗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吃罢了饭，出来走了走，便动手作那二三篇。在下午四时的光景，三文一诗已脱稿，又仔细斟酌了一番，却也累得周身是汗。

　　其父接过头篇来看，又把二篇匀给程师爷看。安水心才看了前八行，便道∶“这个小讲倒难为你了。”那起讲写的是∶“且《孝经》一书，“士章”仅十二言，不别言忠，非略也；盖资事父即为事君之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自晚近空谈拜献，喜竞事功，视子臣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国为两事。究之令闻未集，内视已惭，而后叹《孝经》一书所包者为约而广也。”

　　程师爷也看完了这段，说∶“只这前八行，已经拉倒阅者那枝笔，不容他不圈了。”及至看第二篇结尾的一段，见写的是∶“此殆夫子闻达巷党人之言，所以谓门弟子之意欤？不然达巷党人果知夫子，夫子如闻鲁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闻陈司败之言可也。况君车则卿御，卿车则大夫御，御亦习闻于吾党；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况愈下，以所执尤卑者为之讽哉？噫！此学者所当废书三叹欤！”

　　安水心看罢，连连点头，不觉拈着胡子，望空长叹了一声道∶“这句话却没有被人说过！”程师爷便道∶“他这段文字全得力于他那破题的‘惟大圣以学御世，宜非执名以求者所知也’的两句。44 所以小讲才有那‘圣人达而在上，执所学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穷而在下，执所学以师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几个名贵句子，早作了后股里面出股的‘执以居鲁适周，之齐、楚，之宋、卫，之陈、蔡’，合那对股的‘执以订《礼》，正《乐》，删《诗》《书》，赞《周易》，修《春秋》’的两个大主意的张本。直从博学成名，把这个‘御’字打成一片，怎能不逼出这后一段未经人道的好文字来！”一时，程师爷把那三篇看完，大叫∶“恭喜，恭喜！中了，中了！只这第三篇的结句，便是个佳谶。”接着便高声朗诵道∶“……此中庸之极诣，性情之大同；人所难能，亦人所尽能也。故曰∶‘其动也中。’”

　　但是，安水心还是觉得这话难讲。因他自二十岁上进学中举，考了三十年、包括恩科共十七次之多方成进士，所以后来他答复妻子询问儿子能否考上的话说：“这科名一路，有两句千古颠簸不破的话，叫作‘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照上句讲，自然文章是个凭据；讲到下句，依然还得听命去。只就他的文章论，近来却颇颇的靠得住了；所不可知者，命耳！况且他才第一次观光，那里就敢望侥幸？”他又吩咐安骥道∶“你今日作了这课，从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场前的工夫，第一要慎起居，节饮食；再则清早起来，把摹本流览一番，敛一敛神；晚上再静坐一刻，养一养气。白日里倒是走走散散，找人谈谈；否则闲中望望行云，听听流水，都可活泼天机。到场屋里，提起笔来，才得气沛词充，文思不滞。”45

　　到了八月初八进场日，安骥五鼓即起，漱洗饮食，装束已毕，便径奔举场东门而来。一路留心看那座贡院，但见龙门绰楔，棘院深沉，东西的号舍万瓦毗连，中央的危楼千寻高耸，正面便是那座气象森严的至公堂，心想这所在自选举变为制艺以来，也不知牢笼了几许英雄，也不知造就成多少人物。而进了那号舍，立起来直不得腰，卧下去伸不开腿；吃喝拉撒睡，纸笔墨砚灯，都在这块地方。又想假如不是这块地方出产举人、进士这两桩宝货，大约天下读书人哪个也不肯无端的万水千山跑来尝这番滋味。进去以后，他只一个人静坐在那小窝里凝神养气。次日凌晨刚过两点，号军便送来了题纸，他连忙灯下一看，只见钦定的是三个富丽堂皇的题目，想着自然要取几篇笔歌墨舞的文章，且喜正合自己的笔路。随把题纸折起，便伸手提笔，起起草来。才到八、九点钟，头篇文章与那首诗早已告成，便催着号军给煮好了饭，胡乱吃了一碗。再把第二、三篇作起来。只在日偏西些就都得了，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看天气尚早，便吃过晚饭，上起卷子来，他那笔小楷又写得飞快，不曾继烛，添注涂改、点句勾股都已完毕，连草都补齐了。点起灯来，自己又低低的吟哦了一遍，随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里。闲暇无事，取出些零星东西，大嚼一阵，剩下的吃食都给了号军，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交卷领签，赶头排便出了场。是科安骥中了第六名举人。

　　注 释

1 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668。

2 此不是说不望，或不要望子弟为圣贤，而是说对大多数子弟来说，即便不能成圣贤，也当有一向上之心。清人理想要较宋、明人朴实平稳，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也较合适。而此一父辈的期望，对尚少不更事的童子而言亦不失为一种理想，能提供远较毫无理想或仅有利禄理想更大的动力。如蒋梦麟在《西潮》中谈到∶他幼时所读《神童诗》中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想，驱策着他向学问之途迈进。并说“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页11。当然，这一理想容易流变为利禄之途，但对儿童而言，它主要还是一种声望、荣誉上的激励，故而也不难成为更纯粹的理想的一个初阶。

3 古人一般六岁破蒙，当然也有早慧者如胡适三岁多即入学，“破蒙”仪式可参见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年版，页1-3。

4 王筠：《教童子法》，收在《丛书集成》初编本0986，页1。

5 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6 见谢俊美∶《翁同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14、26。

7 “四十自述”，载∶《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页20。

8 即便如此，传统社会崩溃之前的中国农村识字率和文化普及程度还是常常使初来中国的西人感到惊奇。

9 这些读物有的在识字阶段就已开始诵读了。

10 《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编本0986，页1。

11 《教童子法》，页3。又页4∶“截得断才合得拢。……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识之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也；所读之经，用其义于文，为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亦炳蔚之文也。”并参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8。

12 《读书作文谱》，页16。

13 与考诗赋的唐代不同，唐则有“《文选》熟，秀才足”之谚。

14 读”比“看”重，有朗读记诵之意。

15 古代读书人无不在此深下工夫，近代学者亦不乏有人指出幼时所背经典所带来的两方面的“一生得力”“终身受用”∶一是打下人文学问的根柢，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说胡适及他本人的经验；二是从中得到人生的教训，如蒋梦麟谈到：背古书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中找到立身处世的南针。”见《西潮》，世界书局1962年版，页18。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法学家、天主教徒吴经熊也谈到过使之终生受益的一些孔孟语录。一个孩童在幼年时并不完全懂得他所背诵的经文的全部涵义，但这些内容有可能在其长大以后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当然，这些都必须付出代价。并且，我们也不能忽略古代教育这样一些弊端：如一些父兄及塾师的一味强迫使儿童失去趣味、或者一味利诱使读书完全变成沽名弋利之具。而强制加利诱会使最好的经典也改变味道。

16 这是程端礼、金声、唐彪等人的一种意见，确有道理。唐彪又主张各项内容均分开用力，如经蒙分馆，诸经与时艺分月来读，经与史亦分月读，古文与时艺则分日读，是其多年塾师经验之谈。我们推而广之，则可说学问与功名，文学与时艺亦须两分。

17 《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编本0986，页1。

18 《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页25。

19 陈兰甫《东塾集》卷三，“太上感应篇序”∶“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词采而已。”又《东塾先生遗诗·读书》八首之七云∶“论语二十篇，束发即受读。古人读半部，谓治天下足。今人谁不读，读者谁不熟，非读圣贤语，读试场题目。”转引自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59。

20 《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

21 如唐彪言∶“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即如制艺小技耳，唐荆川、归震川、金正希辈，皆读许多书，而后能作此可传之制艺也。”《读书作文谱》，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15。

22 《中国的科名》，载《中国选举史科·清代编》，台湾鼎文书局1979年版，页1089。

23 与王筠说六岁破蒙至十六岁学文时间大致相同。

24 《读书作文谱》，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172。

25 姚名达编：《朱筠年谱》。

26 胡传自订《钝夫年谱》。

27 徐澄辑：《俞曲园先生年谱》。

28 王蘧常编著：《沈寐叟年谱》。

29 朱羲胄编：《林畏庐先生年谱》。

30 宋人已有此经验，参见谢枋得为场屋所编古文集：《文章轨范》，卷一至二为“放胆文”，卷三至七为“小心文”，其卷一首语云：“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

31 《教童子法》，页1。

32 王筠∶《教童子法》，页3。

33 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682。

34 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一，“读书总要”，页8-9。

35 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670。

36 《读书作文谱》页75：“人生读文，多者不过三百余篇，少者不过二百余篇”，不过，此读是指朗读而能背诵之文。

37 同上，页32。

38 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671。

39 《蒿庵集》“自订《书义》序”，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页76-78。

40 文康：《儿女英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页773～796。

41 首题出自《礼记·大学》∶“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42 出自《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43 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44 此文的关键在“御世”两字。

45 王阳明亦言临场功夫曰∶“穷达一听于天。举子入场，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则大惑矣。入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气馁志分，大无益也。场中作文，先须大开心目，见得题意大概了了，即放胆下笔，始能纵横出没，词气条畅。今人入场，有志气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为之害也。夫心无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宁有成耶？将进场十日前，便须练习调养。盖寻常不曾起早得惯，忽然当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岂有佳思。须于每日鸡初鸣即起，盥栉整衣端坐，抖擞精神，勿使昏惰。日日习之，临期自不觉辛苦矣。今之养生者，多是厚食浓味，剧酣浪谑，或竟日偃卧，如此乃挠气昏神，长傲而召疾也，岂摄养精神之谓哉！须节饮食，薄滋味，则气自清；寡思虑，屏嗜欲，则精自明；定心气，少睡眠，则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于学问者。兹特以科场之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进场前两日即不得翻阅书史，杂乱心目。每日止可看文一篇以自娱，若心劳气耗，莫如勿看，务在怡神适趣。含蓄酝酿，令克然滚滚。若有所得，益加含蓄酝酿，勿使气轻意满。每日闲坐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吾子喜闻之，故言及此也。”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岳麓书社1989版，页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