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落种种

　　有考试就必有黜落，而对于从广土众民中选拔少数人入仕任官的科举考试来说，就还不能不有更为严格的黜落。会试仅限举人参加，历科举人虽可自由参加，但自然不会每次会试全都参加，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来，晚清一般是约七、八千举人参加，取三百左右进士，约三十人得一。1 乡试参加者资格稍广稍杂，原则上县府学生员、监生、贡生等均可与试，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资格考试，合格者方能与乡试，朝廷又规定了各省乡试的举额，一般是取额一人让五十至八十人参加考试，但实际上往往放宽与考的人数。2

　　童生试则除少数贱民贱业者外，一般不再有资格限制，故与考者与取中者的比例更为悬殊，平均大约超过一百比一，当然这种情况全国各地因文风的差异很不平衡，文风昌盛之邑往往数百人争一学额，而边远闭塞之邑及旗人，则可能一、二十人乃至更少人就能有一入学机会。

　　但无论如何，作为入仕之途、上升之道的科举考试的黜落总是大量的，也不可能不是大量的。得选者总是只能是很少数，因而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是否黜落了多数人，而在于究竟是把那一些少数，以何种方式选上来了。具体到“八股取士”的清代科举，这实际上还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八股”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合适，用它是否只能把传统的国家与政府所需的人才选上来，而不能把现代国家与政府所需的那一类人才选上来，只能把传统社会中人们认为合适的人才推上高位，而不能把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合适的人才推上高位， 这一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其次则涉及到可行性问题，即用考八股这种方式，是否确实能够把传统国家所需的人才选上来，并由此稳定地确立和运转一种传统社会的等级流动结构。我们在此主要关心的是后一个问题。

　　既然科举考试不能不把大多数人挡在门外，那么，它黜落的主要是那些人呢？当然，最大量的是不能文，不善文的人们，3 此正如《儿女英雄传》中一位梅公子从另一面所言∶“科甲这一途，除了不会做文章合虽会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余者都中得。”4

　　除了文章不通的肯定要被斥落以外，文字程式不合的也要被摈弃不取，其中大者如触犯忌讳，卷面绘画，自书阴事等，小者如添注涂改不合规则等。5 又身体不佳者亦难胜任三场之试。如钟毓龙第一次参加乡试（1897年丁酉科），以年幼体弱，不巧又坐挨着就厕之地的臭号，竟至发病曳白而出。6 他第二次与乡试（1902年壬寅科），又以卷面添注涂改不合程式，虽用计未贴出，不意首场已中选，第三艺且发刻，还是欲盖弥彰，因此被黜。钟领回落卷，见大主考在落卷上批语，批语详列种种可以补救之法，深致惋惜，房官批语则深加责备，有“足见事前之不静，临时之不定”等语，且谓其“恃才”。7 又道光辛巳科（1821年）顺天乡试，首题“上长长而民兴弟”，胶州张曾霭为同考官，得一卷，卓莹奇肆，荐之于主考官戴均元，戴亦极推赏，然旋因内用“尺布之谣”四字，嫌系汉事，抑置副榜，逮填榜，知为湖南名士魏源，大为扼腕。8

　　以上文章不通、文字程式之病毕竟考官容易发现和判定，考生亦不难预防改正，9 困难的是那些文章能通，文字亦合规范的试卷仍然不少，这时，中谁不中谁就要看考官的眼力了。确实有一些不懂衡文的盲考官、怪考官，10 但应当说，大部分考官还是有一定文才，并相当重视并认真履行衡鉴之任的。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包括考官见识才学的高低，文章风气的转移，以及大量题同而水平各异的试卷混杂一起所造成的所任繁剧，还是使衡文很难达到完全公正的程度，甚至常使人觉得取落得失有如探筹掣签，冥冥中似有一种难以知晓、不可把握的运命在起作用。换言之，用作取士主要标准的八股，其基本淘汰功能还是相当明显，能够颇为准确有效地履行，从而把最大一部分基本不合格者淘汰出局，但是，它的遴选功能、或者说“好中选优”的功能却不能不打上许多折扣。打个比方，假如一万人应考，它大概能比较有效地分出基本不合格的九千人和基本合格的一千人，然而，当还要在这一千人只选三分之一时，衡文就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闱中有闱中一时的风气，11 考官个人也有个人的爱好，考生所长并不一定能与考官相合。例如清代学术汉、宋相争，有些好汉学的考官特别推崇能见出考据精神的文章，而有些好宋学的考官则不喜具汉学风格的经义。乾隆丁丑科（1757年）会试，余姚卢抱经与分校，得山东一卷，其辞简淡醇雅，他认为非学有本元者不能为此文。既呈荐，主司却嫌其寂寥而不喜欢，将其黜落，甲乙既定，诸分校者皆退，卢独抱卷上堂，与主司言，谓不宜失此士。力争再三，竟不能得，卢为之出涕。既撤棘，言颇传於外，争索此卷阅之，称叹不已，询邑里姓名，则昌乐阎循观也，以故阎虽不遇，而名闻京师。12

　　又如嘉庆朝，俞正燮（理初）以博洽闻於时，某科阮元典会试，王菽原为同考官，王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辨！”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未阅卷。副总裁汪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迂诞，得王所荐卷，阳为激赏，俟王退，即锁诸笥，亦不言其故。将发榜，阮元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考搜遗卷，王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阮转诘汪，汪坚称不知，阮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俞往谒王菽原，王持之痛哭，折节与论友朋，不敢以师礼自居，并出资为理初所著书初名《米盐录》者选刻其什，易名曰《癸巳类稿》。13 俞正燮乡试也甚不利，数困公车，至道光辛巳科（1821年）江南乡试，监临遍谕十六同考官，谓某字号试卷必留意，盖红号试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知之。是科正主考为汤金钊，副主考为熊遇泰，某同考呈荐於熊，并述监临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摈弃不阅。同考不敢再说，默然而退。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司，某字号卷曾中式否？汤曰∶“吾未之见也。”熊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监临曰∶“鄙人诚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积学之士，罕有伦比者也。”熊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遂中式。14 这是把官员之间的矛盾、误解也带到了考场，俞氏失而复得固是侥幸，而被撤卷则是不幸而遭黜落了。

　　还有一些黜落和考官的见识高低有关，尤其是能开风气之先的大才就更不易识，他们最初往往容易遭到拒斥，尤其在底层时。如后来被视为清代八股一代宗师的韩菼，小试时其卷即被贴出。韩家贫，能力学，性嗜酒，有李太白风，其为文原本六经，出以典雅，不蹈天、崇决裂之习，补博士弟子员，以欠粮三升，为奏端案黜革，冒籍嘉定，拔取后又以攻讦除出。后应吴邑童子试，题为“狂者进取”一句，邑宰见其文，以为不通，贴文于照墙不取，时刑部尚书昆山徐乾学来苏，方夜寝，有门生侯于门者，争诵韩菼文以为笑柄，徐闻之，急问姓氏后曰∶“此文开风气之先，直盛世之音也。”次早即命延见，收为门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闱乡榜。康熙癸丑，韩会状连捷，后官至礼部尚书。15

黜落佳卷

　　落卷最多今天却也最不易寻。下面我们想选择一些名人佳卷，即本应取中却遭到黜落（或险遭黜落）之卷来考察，因为，在我们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对大量确不合格者的淘汰，而是为何它竟然把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也排除在外，大量对它的怀疑、批评和攻击也正起源于此。

　　左宗棠是清代汉人唯一以举人身份成为大学士的一代名臣。16 道光壬辰科（1832年），左宗植、左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左宗植领解，左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于左卷已加“欠通顺”字样之批条，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经徐氏力与争持，同考官始换批补荐，特中第十八名。左宗棠对之深有知遇之感，其《书徐熙庵师家书后》云∶“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阅遗卷，胡编修既以疾先卒，公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余忝居首。书中所称十八名者也。当取中时，公令同考官补荐，不应。徐以新奉谕旨晓之，旋调次场经文卷，传视各同考，及无异议。礼经文尤为公所欣赏，题为《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书中所称经文甚佳者也。后并进览。当时闱中自内帘监试官以下，颇疑是卷为温卷也。比启糊名，监临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贺得人。在事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群疑益解。计同举四十五人中，余齿最少（时年二十一）。”左氏并于此评论说：“选举废而科目兴，士之为此学者，其始亦干禄耳。然未尝无怀奇负异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欤，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但左氏其后会试仍然三次不第，乃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17

　　又吴士鉴，光绪己丑科（1889年）举人，壬辰科（1892年）榜眼，以翰林院编修直南书房，官至侍读。然而，其壬辰会试之获售，盖几失而得之。当时，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吴鸿甲手，头场己屏而不荐，迨阅第三场对策，吴乃叹其渊博精切，始行补荐，竟获中式。揭晓后，吴鸿甲对人说∶“其头场文，后来看亦甚工，不知初阅何以懵懂一时也。”吴士鉴子详记其父乡会及殿试时事云∶“戊子乡试，以先王父官词林，入官卷，典试钱樨庵阁学桂森甚赏二三场经策，以额满见遗，深致惋惜。时先王父修《杭州府志》艺文志、儒林、文苑传未成而入都，府君并续成之。己丑乡试，中第四十四名。典试为顺德李仲约侍郎文田、衡山陈伯商编修鼎。撤棘时，先七叔祖宝坚先中三十四名。监临崧镇青中丞骏谓∶‘官卷只两名，乃中在一家！’命取试卷磨勘，无瑕可指。陈编修以卷出己手，不敢与争。李侍郎乃言，‘浙江官卷，二三场无如此之博雅者，且功令弥封，凭文取士，更无官卷不准中在一家之例。’故府君述及此事，常有平生第一知己之感。……壬辰会试，中第三十七名，出吴唱初编修房。……吴编修阅第一场制艺，初未呈荐。及见二三场，已三月杪，以示袁忠节。忠节曰∶‘此人必非自田间来者，吾知其人，以浙卷不敢言。’因举三场条对东三省舆地甚翔实，遍告同考诸君。相率踵吴编修室，询此卷荐否。后经监试谢南川待御隽杭怂恿，始于四月朔呈诸翁相。时浙卷二十四名已定，翁相以府君卷为通才，不忍抑置。最后始撤去一卷，以府君补之。尝语同官曰∶‘吴某某实吾门之马郑也！’……及胪唱，府君以第二人及第。则又翁相国力主之也。”18 下面是吴士鉴光绪壬辰科（1892年）会试首场的首题文：19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破题）观君子之处物，无相因之弊焉。

　　（承题）夫矜之与争，以言举人，以人废言，皆相因者也，绝其弊者，惟君子乎！

　　（起讲）且人苟内之所主，而又外无所知，斯无足责耳，而如其内有所主，则必非其相异而是其相同，外有所知，则必信或从宽而疑或从刻，于是乎百弊生焉，然而君子远焉。

　　（一、二比）夫君子者，其问学备九流之徵，故方圆随用而皆神，所谓凝然不动，蔼然可亲者，皆出于斯人爱敬之私，而君子不由于作意。其聪明分万事之微，故取合随施而名当，所谓用不轻用，弃不轻弃者，亦出自学者推原之说，而君子因应于无为。

　　（三、四比）见为矜而已矣，见为群而已矣，而何有于争？何有于党？见为知人而已矣，见为知音而已矣，而何有言举人？何有于人废言？

　　（过接）此君子之常也，而子所以称君子者。

　　（五、六比）则以六典失而异说朋矣，师承既判，将有各不相通之故，而不能不示之以亲；三物亡而宾兴无据，挟策相千，不过匹夫意气之私，而不可不规之以大，

　　（七、八比）其故自教养无方，而人才日趋于委琐，于是有所抱负者，不能不异于众矣，既异于众，则旁观将诧之以为怪，而友生又将引之以为援，其书千卷，其徒万辈，其传百世，而举世不过附和显学之人，文质刚柔，更盛迭贵，此学术之大概也。夫子曰君子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盖如彼也；抑自功名自宽，而俗流每习为揣摩，于是工于辨说者，不得不责其效矣，一责不效，而始则不过悔其误，继将概以例其余，喜之太轻，猜之太易，疾之太严，而朝廷遂为寂莫无人之地，取士官材，依递故事，此治术之极弊也。夫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盖如此也。

　　（九、十比）而君子所以至此者，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原自有层累曲折之途；视远惟明，听德惟聪，乃更有观变沉几之识。

　　（收结）子于此未尝言及，而顾可索之于其余也。

　　上文确为佳制，尤其七、八两大比更见分量，两比最后一句又可视为是巧妙出题。此文本房吴鸿甲批曰∶“超心炼治，布局运意之妙，非凡俗所能梦见，中后揭出圣人立言之旨，尤觉乎手腕空灵、声情激越。”第一场本房荐批曰∶“提比高唱而入，中境发挥题义，雄浑超脱，束比亦有风度，次规模宏敞，三于公田私田持论有识。诗雅切。”这些显然是后来的补荐批语。若不是时正重策，吴士鉴策问又作得好，此科他要被黜落无疑。

　　梁启超十七岁即中举，1895年参加光绪乙未科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卒为正考官徐桐所阻，以致摈弃。胡思敬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黯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20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则掇高魁（中第五名）。21

　　张謇，十六岁即入学为秀才，然而一直在江南参加5次乡试而未中，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改而参加顺天乡试，此次乡试由潘祖荫、翁同龢、童华等分任正、副考官。后童华“得一卷”，翁同龢见了，“激赏之，以为可中南元”。翁又将此卷拿去同潘祖荫商看，两人从试卷文气来判断，认定是张卷，结果待到拆封，果是张卷。这一次张謇考中了南元，北元则为刘可毅。光绪十四年（1888年）会试，会试的正、副主考官为李鸿藻、潘祖荫等，潘祖荫很想让张謇考中，结果却误中了孙叔和。光绪十六年庚寅科（1890年）会试，正主考官为孙毓汶，张謇这次又一次被黜。下为其会试落卷首场二题文：22

　　知所以治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破题）以人立天下国家之准，所以为之者可覈矣。

　　（承题）夫天下国家，人之积耳，欲求其治，必审所为，文武有九经，文武所以能有天下国家也。

　　（起讲）且世之人主，无一日不求治略也，其辅治之人，亦无日不进言治之书，而考其所为，往往与所求不合，论治者惑焉，以为是既知治之可贵矣，而何以不足有为若此，不知其所为治，略与言治之书，不过缘饰升平，以为无本之治，而无当於先王建国之规模也。若夫知修身为所以治人之本，则凡先王所为，以达德、达道为天下国家证其同者，无不知矣；以修达德、行达道为天下国家通其异者，无不知矣，天下国家固人之所积，而既知所以治人。

　　（起股）周召为王业肇基之地，其始仅侯伯耳，而有识者读关睢三章，鹊巢三章，知不必其后之果有天下与否，而汝坟江汉断无不向化慕义而来，为其清明之气象，机已畅於宫闱也；官礼为圣人条贯之书，其后稍紊失矣，而后之人观天官一册，太牢一职，即勿问其时之所为天下如何，而广大公平已可於掩卷叩膺而得，为其天理之流行，量已包乎民物也。

　　（出题）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股）今夫后世未尝无可治之时也，抑未尝无图治之主也，方策未尝不在，而其政亦未尝不可举也，然而寡德之士，未闻道之人，其与人国家任天下之重，必曰通变而已，适时会而已。嗟乎，信如是也，先王所以为天下国家，何必九经，而抑知不然，

　　（后股）无论开创之朝，其谋谟类能识之微而虑远，其时会类须复剥而亨屯，必举是九经者而次第布之，即继体守文之君，而但明夫若为小康，若为大顺，则其势必相与扶树，以延国家脉於灵长，岂可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尧以传舜，舜以传禹，禹以传汤，汤以传文武，胥是道已；无论圣明之世，其规划典要而不烦，其意度阔达而不苟，必本是九经者而恺悌将之，即张皇补苴之余，而苟知为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则其势亦必籍以维持，而稍缓祸机之横决，夫亦可见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矣，准诸东海，准诸西海，准诸南海，准诸北海，岂有异哉？

　　（收结）是何也？治天下国家，知之犹虚，而为之始实，而所为九经，仍达德达道之所推而广者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第三次入京赴试，这次会试的正考官为翁同龢。翁同龢在江苏卷子上堂后，一再提醒房考官们留心张卷。先是得到袁昶荐呈的施启宇的卷子，袁说∶像是张的卷子，但不一定拿得稳。待看到《四书》题中有“声气潜通於宫掖”的句子，更觉游移起来。接着是房考官、四川人施纪云荐上刘可毅的试卷，翁同龢起初也很怀疑，但是始终不能确定张卷是那一本，但施坚持“这确是张卷”，翁同龢一时也被他说得相信起来，而且看到策问第四篇中间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证实这是到过高丽的人的口气，就立刻问袁昶，但袁总觉得该卷文气跳荡，恐怕有点不对。填榜前夕，房考官沈曾桐又要求看看该卷，等到看见制艺及诗秦字韵，断定绝对不是张卷，然而到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待到拆弥缝，方知是刘可毅。23事后，翁同龢、孙家鼐、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结果发现在第三房冯金鉴那里，冯因鸦片烟瘾极重，张卷早被他以“词气宽泛”斥落了。光绪二十年（1894）会试，张謇因屡试不中，对科名已有些心灰意冷，只是在其兄的力劝下，勉强赴京再试，他连考试文具都是临时向亲朋好友们凑借来的，放榜时也没有去看，而结果恰恰是这一次他中了第六十名，并在随后的殿试中成为状元。24

得失总评

　　我们现在可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考场取落，考生得失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历代科场中人，科场外人在长期的历练和观察中似已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凝结为广泛流传的俗谚，这就是前面提过的“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25 也就是说，决定取中与否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文，一是命。在窗下，在平时不能讲命，而是要讲文，不能幻想侥幸和走运，而是要努力读书作文；然而一旦进场，是否能中，这时就不能恃才了，患得患失首先有可能影响情绪，不妨一介不怀，得失置之度外，因为即便确实自信并正常发挥，也仍然可能不中，虽说“文有定评”，又确实还有种种我们上面提及或未提及的偶然因素会起作用，所以又有下面一谚如同上句注解：“场中莫论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26 唐彪甚至说∶“夫功名之得失，命实主之，不系文章也”。27 唐时亦言：“霍渭崖为主考，人问场中好尚如何，曰：尚命。命好而文好，应有收好文章者，命好而文歪，应有收歪文章者，命歪者，则反是，人皆服其真确，余谓此犹未尽此中利病，即使十六七双眼睛，皆取好文章，其取舍亦尚不一，即渭崖取其所取之文，而重阅之，其取舍亦当不同，又孰从而揣之乎，功名之道，天人与我，三者鼎足用事，又何从而断之乎。”28

　　许仲元也说∶科场遇合，变幻百端，偶然性很大，如有鬼神。唐宋以来，记载已多，鬼神弄人，若可解，若不可解，他自己九试棘闹，终于白蜡，而其弟丁末游庠，乙酉即领乡荐，其卷二三篇有漏下语，诗复失粘，“予谒副座师贺虚斋先生及本房谭武述大经，均言闱中但觉其文从字顺而已。稷堂夫子言甲午分房，八日抄荐卷已足，一夕欹枕间，辗转如芒刺在背，乃起独酌。忽得刘泰卷，颇赏其老洁，然因太质，仍置之，乍解衣，闻箱中低声谡谡，仆从皆闻，谓开箱时，有鼠窜入也，乃取刘卷再阅，字字惬心，明晨遂荐之。榜发后，复阅之，平平耳。”29

　　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壬辰，予与胡道南、沈禹玉会试，予语道南云，参乎全章题，曾揣摩否，时已二月初六矣，道南晚作此题，止三百余字，同人取阅，而禹玉独注目多时，予谑之曰∶‘君欲抄其文耶？何阅之久也。’予与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道南中式，禹玉已得复失，阅其落卷，即次题参乎全章抄道南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谒房师，即云两卷俱好，惜二题重复，郑房李公云∶‘何不两弃？’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为拈阄，乃得胡而弃沈。”录取最终真以拈阄决定，而幸运的是，毕竟还是始作者取、抄袭者落。30

　　有时也歪打正着，如一学使衡文草率，每阅一破题，便定去取，以下不肯多阅一字，一日以“不为酒”命题，有童子窘甚，不能落笔，旁一叟戏之曰：“孔子饮酒，不过一锺，汝未之闻乎？”童子即顺口成破题云∶“圣人之于酒，一中焉已耳。”盖“锺”字又误作“中”字，学使但阅破题，以为用“中”字在意，遂取入庠，而其文文理之荒谬，则并未寓目也。又浙江某科，以“慕宽信敏惠”五字命题，一士文颇惬心，将交卷，复阅一遍，乃大懊丧。缮首艺时，脱第三股，无可如何，再三设法，于讲末赘三语，以领其意，每股末均添一句，掐入信字意，自问必不售，却不料主司激赏，竟置经魁，阅对墨卷，始悟其误笔成蝇。31 而其中侥幸者也有确有才学者，如乾隆辛卯会元邵晋涵在场文思涩滞，首艺“若臧武仲之知”至夜半未成，心慌抄前科“有子在陈曰”至“狂简”后二比，聊以塞责，而主试者阅此二比，句句叹赏，以为其议论通场所无，立置榜首。

　　另一面则“英俊”仍可能“沉下僚”，如晚清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沈尧（子敦），六试南闱，四试北闱，终不能得举，而仅以贡生终。又如道光丙戍会试，刘申受为同考官，得龚定庵卷狂喜，亟荐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犹豫不荐，刘读其文异之，乃促令亟荐，然龚、魏仍双双不得主考意而下第。32 至于名不见经传、老于场屋、困死沟壑之人才想来还有不少。

　　但是，文章又毕竟是件有定评的公器，33 所以，虽然时有遗漏，但原则上大致不亏还是有可能的。其所得人才与其所失人才可能同样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此我们还可从考官的自信心与成绩略见一斑，如康熙二十年，方象英、王材任典四川乡试时，川中兵革方定，满目荆榛。方、王得士四十二人。当未撤棘时，学使冯云骧写出三川有定评的名隽三十人，验其得失。榜发，售者二十有五，副车三，落者仅二人，蜀人相传以为佳话。又乾隆壬午，吴鸿督学湖南，是科主试者为钱大昕、王杰。场后诸生以闱艺呈吴，吴最赏者有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等五人，吴说：“此五卷不售，吾此后不复论文矣。”揭晓日，招客具饮，使人走探。俄抄榜来，自六名至末，只见陈圣清一人，吴旁皇莫释，未几，五魁报至，则另四生已各冠其经，犹如联珠。34 前述如吴士鉴等之一科内失而复得；或如许多功名迟者一生内屡失而终得亦是“文有定评”一证。

　　当然，由于弥封誊录，考官不能以士子平时学行文章合观之，故衡文还是不能不甚费难。无锡王莘锄举北闱南元，联捷入翰林，后改官吏部，出典福建乡试，得士称盛。尝语人曰∶“曾得一卷，全体称意，而中有小疵，终觉不惬，竟摈之。又有一卷，文平平，而有数警句，爱不忍释，则姑置榜尾。暗中摸索，自信鉴空衡平之不易也。”35 此一“暗中摸索”四字最能见出考官之处境及使命，但虽在“暗中”，“摸索”又不是全无光明，全无依凭，全无踪迹可寻。并且，我们还需重申，这是指在那些明显有中的希望的少数试卷范围内的“摸索”。一方面，正如杨士聪所说：“文至今日，餖飣满纸，几於无处着眼。……余每阅卷，不须由首彻尾，不拘何处，偶觑一二行，果系佳卷，自然与人不同，然后从头看起。场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数百卷，可以顷刻而毕，无能遁者。”36 考官可以通过迅速的浏览，从大量平平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气的佳卷才仔细阅读。另一方面，又正如钱大昕所言：“湖南应试举子四千余人，三场之卷凡万二千有奇。合经书，经义，策书计之，不下五万六千篇。臣等自阅卷之始，至于撤棘，计十八昼夜。文卷浩繁，而时日有限，谓所去取者，必皆允当，而无一遗才，臣诚未敢自信也。”37

　　总之，既然有种种偶然，考生在考前就不能不苦读，不能不发愤，考后却不能不听命，不能不认命，亦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种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生活态度；而由于人多路狭，此一科场事就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光怪陆离，乃至于神秘莫测（士子场中九日之特殊边缘体验也易加深这种神秘感。）但是，究竟何为“命”，人还能不能对这“命”还做一点什么，则又有说。庸俗者可能更注意坟地，风水之类，但一般人更注意的是以德行、善事，或者说“阴功”来扶持文章命运，古人广泛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这些报应亦显于科名。查晚清《科名显报》一书，38 其记因善报得中的德行大致有∶能孝亲、友爱兄弟、为民讼冤、善处夫妇、保全人骨肉、全人妇媳、善成人婚姻、全人节、存人孤、救人于灾难、救人于溺、还人金、捐赈施粥、施棺助葬、周急济困、修塘筑堤修路、养弃婴、惜字、放生、全活物命、尊师重道等；39 因恶报而黜落的恶行大致有∶不能孝亲、不从父子兄弟上料理、仅守文字、不善处夫妇、宿娼、私起淫心、坏人名节、图人之财、坏人节义、诬人名节、代写离书、好谈人闺闻、忍心溺女、背师忘恩、不能谦谨、为恶人讼、忌妒害人、诱赌好赌、受贿、不尊善书等。40 此种如有鬼神在的普遍信念，今人或视为迷信荒诞，对于维系世道人心却实在关系甚大。

　　然而，以上德行善事的努力毕竟又主要是基于一种信念，其意义和效果也许更多地还是表现在其它方面，而并不显著于功名科第。所以，真正明智而有德行的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转视立品更重于科名。 此正如钱泳所言∶“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也。吾邑锡金而学仪门前，明时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两匾，……康熙中修学，有欲易此二匾者，一士人争之曰：‘匾不可去也，九进士中有高忠宪，三解元中有顾端文，皆一代名贤，岂可去乎？’至今尚仍旧额。”又说“科第之得不得，有衡文之中不中。与其人品学问，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学问也。”“状元会元解元，虽三年内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妇人女子皆所健羡，一隔数年，便茫然不复能记其名矣。须其人有功业文章，脍灸人口者，方能流传。即为三元，翁覃溪先生曾考过，自唐至今，计有十三人，所传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辂而已。”冯钝呤告诫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状元，不若出一明理的秀才。”41

　　在那些孔孟之学浸润中成长起来，真正服膺其道的古代中国士人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道德人生∶人一生在世，不仅要考虑外在地，更要考虑内在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合符人的身分、以及提升人的身分的生活，科名纵可取，而得失却不必介于怀，毕竟科名是从属于人生，而非人生从属于科名。

　　注 释

1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123-124。

2 据《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七《录送乡试》载，乾隆九年规定，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和湖广这些大省是八十取一，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这些中省为六十取一，广西、贵州、云南等小省五十取一。

3 指纵使学也不能文者，自然还有大量的不学者，但他们不与考试自然就无关黜落。

4 文康∶《儿女英雄传》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页806。

5 具体规则参见《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四，《礼部·贡举·缮卷条规》。

6 也有因精神紧张而发挥失常，乃至于完全崩溃者，如钟毓龙于壬寅科二场中闻考生死三人，一以竹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一死于蛇。见《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73。

7 参见《科场回忆录》“丙 乡试”一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 徐珂编：《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48。

9 第三次钟毓龙就中了。

10 例如《清稗类钞》册二“考试类”所载，考官中有以焚香探摸两种质地不同的鼻烟壶来决定取舍的穆彰阿；以及凡试卷触其家讳即摈置不阅的裕德，但这些事确否尚难验证。

11 如艾南英“应试文自叙”所言：“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毂、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

12 徐珂编：《清稗类钞》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63。

13 同上，页667。

14 同上，页649。

15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

16 清代汉人官大学士者共119人，除左宗棠外皆起家进士。参朱彭寿：《旧典备徵》“汉大学士人数”条。

17 参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18 参徐一士：《一士类稿》“谈吴士鉴”。

19 收在《清代硃卷集成》七十四册。

20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

21 参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22 收在《张季子九录》“外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

23 刘可毅曾与张骞同科中顺天乡试解元，亦决非俗辈。于此亦可见一般来说还是文有定评。

24 以上叙述根据张效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三章“科举”，中华书局1930年版；谢俊美：《翁同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390-392。

25 见文康∶《儿女英雄传》下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页780，此谚也屡见于其他地方。

26 见钟毓龙所记∶《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73。

27 《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14，又页64：“且人亦知场中有主之者乎？非文也，命也”。

28 《尺牍新钞》卷七，“与袁州平书”。

29 许仲元：《三异笔谈》，载《笔记小说大观》十册，页467。

30 载俞樾：《荼香室续钞》卷十，俞按：“两卷雷同，若在今日，自必两弃，当时乃弃一取一何耶？”

31 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七。

32 徐珂编：《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69。

33 文康：《儿女英雄传》页812-813：“不想内中有个第十二房的同考官，这人姓娄，名养正，……他那等一个“宁刻勿宽”的人，阅起文来，岂有不“宁遗勿滥”的理？当下连阅了几本，都觉少所许可，点了几个蓝点，丢过一边。随又取过一本来，看了看，“成字六号”，却是本旗卷。见那三篇文章作得来堂皇富丽，真个是“玉磬声声响，金铃个个圆”。虽是不合他的路数，可奈文有定评，他看了也知道爱不释手，不曾加得圈点，便粘了个批语。”

34 见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三“衡文巨眼”。又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载：顺治十年，江南学政石公申岁试案迟迟不发，既而谓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状元，是以迟滞。一琨山徐元文，一吴县缪彤，一长洲韩某。石公召韩谓之曰∶子文元气深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发，然光焰太藏，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乎∶后徐、缪两人俱中状元，韩以青衿终其身，而其子菼果中癸丑状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评如此。但此说似太神。

35 徐珂编：《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54。

36 《玉堂荟记》卷下。

37 《潜研堂文集》卷二三，“湖南乡试录序”转引自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页340。

38 《科名显报》，钱唐谈友居士辑录，光绪9年重刻，公安涤凡居士增订。辑者嘉庆元年“原叙”曰：“报有种种，而其中触目者，则莫过于显报。”“爰就春秋两试鬼神予夺分明，临事殃祥，入闱恩怨昭彰而确凿者集成一编，颜曰科名显报。”“或曰文章竟无权乎？予谓奋志攻苦，绩学成名，此亦显报也，然或有文无行，则显其行者重而报其文者不得不轻，故天牖其衷，文心自通，天夺其魄，文机遂塞。文之与行合而分，亦分而合者也。”“自古圣贤救人，莫不先德行而后文艺，世有文人才士而终年潦倒者，总由行不逮文耳。”“十例”曰：“首录孝亲显报，诚以孝为百行之源。”“备录不淫善报，宣淫恶报，诚以淫为万恶之首。”并说：“高其论者每谓儒者不言报应，嗟乎，报应之类，散见于经书者岂少哉？特吾辈为善不可有望报之心耳，若为恶者，将恶报铭之于心，则其能改也必矣。”

39 善报一例：“场外举人”∶句容某生，乡试已买卷校名，寄寓地藏庵，闻有姑因子出外十多年，不得不让媳另嫁而悲泣，即诡为其子作家书，并寄银十两，而该生以无金，不得不束装归。而此年又正好某抚军作监临，布政作监试，戏谓弃时文已久，不知尚能与诸生角艺否，于是以点名不到卷发誉，以试两主考法眼何如，至揭挠日，中第二名举人则句容某生也。后正好上述姑之子归而求禀缉恩人，抚军明真相，曰∶“如此阳德，获中宜也”，遂让其中举。见《科名显报》页24-25。

40 恶报一例：余姚邵某贪贿而假言一妇不贞而致其死，丁末场会试二场梦中得论表题，即做一好表藏笔管内却被查出，时监试之一为贵阳李时华，系举人出身，邵辨曰举人即不中进士也有官做，岂肯怀挟？李闻大怒，责三十板，另一进士出身监试叶永盛欲免题奏，李曰“先生是进士官不怕事，我是举人官，胆小不敢不题奏。”具疏上闻，邵被褫革遣戍，抑郁而死。

41 《履园丛话》卷十三“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