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拟观察中国与西方大规模遭遇之前，性质上尚属传统思想范畴的对于时文八股的评议与论争。近人亦常引前人对于八股的评论，然由于晚清社会的巨变而急欲弃旧迎新，疾弱图强，所引常常只是一造之言——即激烈抨击八股的言词，而一向忽略其他折衷或基本肯定的言论，忽略了这些言论常常并非出于冥顽不灵，迂腐颟顸的官僚之口，而是也时出于识理明达，学问湛深、知政大体乃至才情洋溢之士，对激烈抨击八股的言论缘何产生及其深意微旨也缺乏足够的分析。现在我们这里的叙述即有意弥补这一历史的缺席，试图以一种平和的心境来看待这一争议。下面我们把直接预政干政，要求付诸行动的“朝议”（表现为奏折议驳之类），与只是作为一种意见发表的“野议”（即使这种意见是以官员身份发表的）分别开来叙述。

明末清初的野议

　　八股自明而兴，明代以之应试几二百年，已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1 而后又因明亡而时人多丑之、诋之、激愤之、排斥之，此中原因之一殆又是先前寄望过高之故。所以，我们拟约略追溯一下明晚期的议论，然而再注意明、清之际这一议论的高峰。

　　明人屡有将明制艺比之于唐诗、宋词、元曲，作为有明一代之可传世的绝艺者，李伯华《中麓闲居集》卷五“改定元贤传奇序”记刘濂任知县时，课士策题曾问“汉文、唐诗、宋理学、元词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富于特立独行精神的思想家李贽则明确地把时文视为是与《西厢记》、《水浒传》一样的“古今至文”2 认为“由后观今，今复为古”，意谓今人之崇古文，后人亦将以今之时文为古文而推崇之。时文既能用以取士，因而也必然可以行远，可以传世，“故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3 艾南英则更为自信地说：“今之制艺，必与汉赋、唐诗、宋之杂文、元之曲共称能事于后世。”4 清焦广期说明代诗道已衰，“其力能与唐人抵敌，无毫发让者，则有八股之文焉。”5 清人焦循也承认∶“且时文之理法尽于明人，明人之于时文，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也”。6 明文人中不乏呕心沥血于制艺文者，想以此名世传世者亦大有人在，然这一愿望看来肯定是落空了，此不仅是由于时代巨变，也是因为制艺太政治化、大寄生于一种政治制度和依附于一种社会结构，7 数量也太多太杂之故。下面我们就来先看明人的议论。

　　明刘绘，光州人，好击剑，力挽六石弓，非弱不禁风之书生也，然而又能文，擅制艺，举乡试第一，登嘉靖进士。他不同意“今举业无裨于吏道”的观点，认为今举业首经书义，不象“辞赋歌诗”那样可以“骋涂艳、侈枝叶”，其业淳正。8 又娄坚，嘉定人，隆万间贡生，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他认为从制艺还是有可能看出文才人品∶“制举之文，意不必创而依于传注，法不必古而束于排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徵见其胸中之奇，读之知为主然者也。”9 但晚明考官可能已有相当一部分难胜其任。故常熟顾大韶，一位老于诸生的士人，讽剌地把房考官比之于庸医和拙劣的看风水者，有意嘲弄说：“人不能夺天”，假使庸医能辨六脉，则夺了天之生死人之权；假使拙劣的风水先生能辨龙穴，则夺了天之祸福人之权，假使考官能辨文章，则夺了天之贵贱人之权了。所以，“庸医也，低风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就象蓍龟本为枯草朽甲，何灵之有？”一样，“惟其无灵而天下至灵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龟也”。故不敢不敬。10 又文德翼，江西德化人，崇祯进士，他认为“从功令者意在尊王，悬功令者意在尊圣”，但今“王之制也一，士之趋也二”，即士不但欲以此博富贵，也欲以此显才华。11 然而，“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书”，因为此学无纯师、无心传。12 文德翼之语，盖有此学为官学，此文为应试文，目的仅在博富贵，而并非学在民间，文在求道述志，故虽可显身立世，却难以显才传世之意。也就是说，要明白此科举之学，应制之文的局限性。他感叹其友巢端明若是生在汉建安以后，隋大业以前，必能展示其突出才华，可惜却生在了制义蹶张之世，因而难展其才，文章本君子自异于人者，今却难以自异，且人多趋同，惟恐其有以自异者。13

　　明至万历末及启、祯年间，八股已由正而奇，由盛而衰，如诗之已入晚唐。故当时颇有一些确具才华、又有魄力者，在猛烈批评当时时文风气时，又仍试图以时文救时文。他们多出身贫苦而又场屋困顿，得第甚迟，深疾当时场屋文腐烂，而不肯追逐流俗。其中如曾异撰、晋江人，为遗腹子，家中一贫如洗，荒年常采薯叶杂糠煮吃，事母至孝，久为诸生，直到崇祯十二年四十九岁时方举乡试，再赴会试，不中而还，不久就死了。其人见解颇不凡，他痛切地感到士之处境日厄而发愤激之言，说∶“士何事不可为，而必为文章？”，而既然俯首为文章，又史、骚、赋、诗、词以至巫书、小说、优唱亦何事不可为，而必为今日之帖括经义？他认为以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立言中最卑的。而在立言中，又数帖括经义为最卑，乃至无足挂齿。然而，今日即使周孔，舍此亦无以自见其德与功于天下，于是今之大才就象巨鹄峻鹤，未生于海阔天空之际，而不能不饮啄于农桑之田，虽时而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态，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只能安然无异于稻梁之鸡。曾异撰说他自己无奈，为养寡母不能无禄，故在未中举前，不能不年近五十还沉溺于制义溲溺之中，但他诧异为何父祖为大官，又有文才的徐文匠竟然也斤斤于科举之文。14 他说∶“夫时文者，谀世之文也。”，其风格大概不能不渐以多数为转移，现主司成天讲欲得钱、王（钱福、王鏊），但今天即便有真钱王，也未必不在摈落之中。人才能太高太全于中举反而是个妨碍，他举友人王有巢为例，王有巢能诗、能画、能文，其制义中兼有李长吉之幽险，杨子云之蕴奥，而更以小李将军之笔意刻画古圣贤之音容形貌，然此三者有一即可使其不售，何况兼三者？故其犯世甚深，世皆嗔怒其文，兼及其诗画，故穷困潦倒。15 曾异撰不喜墨义，他曾对人说“昔日之程墨掩时义，今日之时义敢于侮程墨。”认为今之行稿社义已可与程墨争道而驰，因今日之主司已庸弱不堪，16 且程墨之选有二失∶其一使浅学腐生盲目崇拜；二是使摈落诸生摘伏发瘢。不过他也不无幽默地说，考虑到闱中作者、阅者的两难，雄才博学之士一入闱中也不免拘谨，而碌碌凡庸之流也可能以一日之长而窃取终身富贵，这大概就是天下使科举一途不尽为文人才士占据的天意，主司也没什么办法，不宜太归罪于他们。17 艾南英，江西东乡人，长为诸生，好学无所不窥，天启4年始举于乡，因对策中有讥刺魏忠贤语，罚停三科不得与会试，崇祯即位后诏许会试，久之卒不弟，却日渐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他认为，制举之业至今日败坏已极，“究归于臭腐而不可读”，而此皆空疏不学之过，名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然而，要救此病，“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以时文救时文，18 所以艾南英屡有房稿之选，又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刻四人所作时文行世，又有《四家合作摘谬》，其宗旨大致是“以贤德之天抗强大之天”，以质抗量，“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19 时人一时间翕然归之。在艾南英看来，文运殆随国运，明制举业近三百年来每科必有数人数首佳，下至穷乡僻壤，白屋崛起之秀，亦有知圣人之深者，“三百年名人卿相理学文章之选，相与翊赞太平者，率由是科以出，故其文亦如是，由此观之，文章之盛衰，常以一代之制为轻重消长。”20 由此可见，艾南英对时文的抨击并不是要否定时文本身，而是认为当时文运已随国运而衰，但他欲以时文挽文运、乃至挽国运是否可能呢？这是否恰恰表明他对时文期望过高呢？艾南英确有才，亦有魄力，他引孟子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尽其才之语意，21 说“吾不求尽夫文之量，而求尽吾才之量而止，则何不可为？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从其所举古“救之而非所救”、“救之而失其平者”等事例，似可见其心底亦疑以时文救时文是否合适，是否是“智薄而谋尊，力小而图大”，22 因为人才难抗世俗潮流，况又是以时文形式，但人不能尽才又确有不安，尤其是看到前人传世之作的时候。艾南英甚不满于汉赋，说《子虚》、《两京》、《三都》，读其文不过如今之学究之书，无内心自得之见；《客难》、《解嘲》、《宾戏》、《七发》、《七启》、《七辨》、《七徵》之类，前后创意命辞亦如出一辙，无异于今之童子抄袭摹仿八股之文，读其文不终卷而生厌，而它们却已传世。他指斥好以浮华为异者常是内心无所得，故反而会趋于同，而如今此类人却占据了馆阁台省，并来考试录取诸生。他与陈际泰、罗万藻等想从下层起而振之，而少年又从而效之，真是无可如何。于此我们可见出艾南英不欲随俗而又不能不为世俗所趋的无奈，以及他不满于复古，又尚难决定究以何种形式显其才华的无奈。而且，且先不说呈其才华，即科场而言，艾亦蹭蹬难中式。艾南英在“前历试卷自序”详述了其多年所备尝的诸生之苦，以及种种忧患、惊怖、束缚之情态。陈际泰也与他同命，陈幼年极穷苦，23 又极好读书，他偶得别人的文章，学着作文时尚不知其为八股，也不知朱注等功令格式，他完全凭趣味入，从自得入，竟然有俨然吻合朱注处。他为文敏甚，一日有时成二、三十篇，先后所作至万篇，经生制艺之富大概没有那个士子能比得上他的，然其也至崇祯三年方举于乡，四年方成进士，此时他年已六十八岁了。明科举积久成弊，世俗流行，考官亦难免，明季文运与国运一样，都快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艾南英等明季数子，以在野之身振兴时文的努力，可视为是一种欲以时文立名、立言的近乎绝望的努力，借用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观点，他们在文学上处在一种感觉前人似已把一切诗文主题和技巧用尽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之中，24 而今天明清文学竟以小说最著名，岂是当时士人所能预料哉？艾南英等掀动的这一明季复兴时文的潮流也是最后一次社会性的潮流，后不再见有。清人对时文大都不再抱有如此高的期望，而多只视为考试用之“敲门砖”而已。

　　明室成墟之后，当时士人儒者对八股文的抨击是相当激烈的，至有以八股为明亡国原因者。25 明清之际的大儒如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对八股文以及科举均有所批判，其中以著名学者顾亭林的批判最为尖锐并具代表性，如顾亭林《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一条说“今满目皆坊刻”，天下人唯知此物可取科名，享富贵，而他书一切不观，无知童子唯读十八房稿，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俨然与公卿相揖让。间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斥责，以为不能够专心于时文，将为坎坷不利之人。故曰∶“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又“经义论策”一条说∶“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还不如唐所试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知今之人所不能作。“拟题”一条说富家多先拟题请人代作，令子弟先行记诵熟习，入场抄誊，得第前后均不读本经，“因陋就简，赴速邀时”。故顾以为八股之败坏人才，等于焚书坑儒。他提出的变革考试内容之法则是恢复经义疑，四书五经皆先问疑义，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能意拟；若此不行，则姑用唐赋韵之法，犹可以杜绝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总胜过抄袭中式者。又主张不宜分经试士，而是要通五经。顾氏并在“试文格式”一条中批评明万历中不许在“大结”中触及时事等。

　　顾亭林对八股的批判主要是站在尊经，尊学问的立场上，认为八股无裨于学问，八股使人不学，其主要锋芒不是针对经义的内容，而是针对八股的形式，而他对八股形式的批判又与其说是针对八股的初衷，毋宁说是针对世俗和流弊，他指斥明末之坊刻泛滥，抄袭成风，说“八股盛而六经微”。清制艺名家、名臣李光地则说是“坊刻出”而真八股亡。任何有价值的事业之真精神、之初衷都有可能被流俗改变、曲解和淹没。虽然作为后来坊刻主要内容的行稿社义，初衷本也是用来抵制考官中的流俗的，26 但很快它们就流俗化了，不仅本身泛滥成灾，纯成俗众弋取功名之具，且使八股乃至科举亦为之腐化。我们可注意顾亭林所真正厌恶的是世俗和流弊，而尤其厌恶的是少年不学而躁进，如其《生员论》言∶“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灵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27 这也是他除了学问，所涉及到的另一个批判八股的理由∶八股有害国事。

　　我们再看另一方面的意见。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名士侯方域说：“夫设学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见，而不才者无所容。傥其杂然并进，是才与不才混也，才与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无以胜不才也，才无以胜不才，其势必尽化为不才而后止。”他也是痛恨流俗，并提出改革之方说：“以作养之意，而寓澄汰之权，以文章之事，而行军旅之法，庶几其可矣。而其要，则尤在勿以文艺为浮华而以德行为借口。盖其所可饰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饰者，文也。今使恃其才力以乱其名实，而使人保而举之曰，此德行者也，则督学者必俟论定於岁月，而无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设使人保而举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试之，阅其数语不终卷，而了然矣。夫然后察之曰，之子也，得无佻达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饬矣，故舍文而论其行者，奔竞之端也，既论文而后察其行者，齐一之术也，天下固有文学而无德行者，未闻不文不学而有德行者。”侯氏于此谈到入学不能以文章时艺为浮华而改试德行的两点重要意见∶第一是德可饰而文不可饰，德行可以作伪，可以假装，但文章假装不了，因文章首先关乎天生材质，其次要经过长期的后天训练培养；第二，我们当然可以说，伪德最终还是假装不了的，但要验证就须待以岁月，不象文章可以一旦而定，所以不如先察文，再看行，循名责实。28

　　黄中坚亦为八股作了辩护，他说∶

　　自汉以来，皆以言取士，而议者独咎明制，至谓八股一日不废，则人材一日不出，鸣呼，亦甚矣。愚以为八股之不可不变者，其势也，因八股而议明制之失则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初实取历代之法而折衷之，其为具盖至备也，是故其用八股也，则经术之遗，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语也，则因於唐；其用策论也，则因於汉宋；其用诏表也，则因於诗赋之骈丽。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通达乎时务，以是求士岂不足以尽士之才，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故曰折衷至善而为具之至备者，无如明制也。世之论者徒见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为败坏人才之具，此岂通论哉。虽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所不能，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明乎全才之难得，而当详为之辨也，今必兼此数者而求之，则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后可也，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顾惟其全之求，则彼有勉强涂饰以侥幸於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试之者，既多其端势，不得不分先后，一分先后，则吾无所轻重於其间。而轻重己自此而判矣，於是士皆尽力於八股，而其他但取办於临时，以应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长，即未有不曲护其所短，宜乎应举者之日沦於空疏，而不复以通今博古为事也，然则明制之所以为得者在乎其具之备，而其所以为失者亦正以其求备也欤。且夫天下固无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己三百余年，士子之心思才力毕竭於其中，不可复有所加矣，今将从乎其同，则陈陈相因，几於无可措手，将从乎其异则又将跅弛泛驾而不可为训，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穷而必变之势也。然却变八股，而易之以策论，或易之以诗赋，则亦仅一偏之见，而未为得其中，尝观唐宋之世，其取士初不限以一科，是以有科目之称，今特设一科以待士，则士有科而无目也，愚谓宜仿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务精其选而不必广其额，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职，而勿使遽列於清要，若国必欲求特达之彦，则宜间设拔萃一科，随时定制，使凡中已上诸条，无关於己仕未仕者，皆得就试焉，取之以至严，而待之以不次，则尤足以鼓舞真才矣。至於童子之试，则不妨仍以八股从事，盖初学之士惟以明理为急也。29

　　黄氏指出了明八股取士之制实际是历代选举之法的一个折衷和综合，其得在“具之备”，其失亦在“具之备”，而难改也在此。八股确实已至穷境，他提出的改革办法是童试仍不妨以八股从事，但可多设几科以待各种人才，并设特科以待特别优秀之才，而不论其已仕未仕。后清廷于康熙、乾隆朝分别有两次博学鸿词特科，清季又有一次经济特科，第一次特科堪称得人，后两次却不甚理想。

清中叶的朝议

　　康熙二年乡、会试曾废制义（时鳌拜用事），以原第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第二场增论一篇，表、制如故，即仅两场，亦只行两科会试、一科乡试即罢。30 康熙四年，礼部侍郎黄机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著名文人王渔洋于此亦有力焉。31 康熙八年己酉科乡试即恢复原制。32 雍正时，又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当时大臣张廷玉，张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遂罢其议。33 乾隆初，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取士之制而改移更张，乾隆未又有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而议均寝。34

　　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在这些争议中双方理由展示最充分的一次。乾隆三年，35 舒赫德上疏请废制义，他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四条理由∶这两个方面一是说“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一是说其“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四条理由是∶“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36

　　以上理由，第一条说时文无用及第四条说表判策可予拟敷衍，无所发明，与指科举本非良法有关，中间二条则是指斥其流弊，但舒说古人询事考官是考其居官之事，显是混淆了入仕与考绩。至于其指斥的抄袭予拟之风等积弊显然都是事实，但抄袭予拟是否真能象舒（以及前面顾亭林）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那样“数月为之而有余”呢？这些积弊是否又真的严重到必须“改移更张”，而以新的选拔之道来代替它呢？新的“遴拔真才实学之道”又是什么呢？舒赫德没有对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舒赫德疏上后，时正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礼部的复奏首先追溯了古代选举取士之法的历史∶“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於时文。”然后提出诸法皆有弊，“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终无所益。”，复奏并不否认舒赫 德所指斥的时文之弊确系事实，但是，“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从中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这种弊是由积而成，或可称“积弊”，它又是由俗而成，或可称“流弊”。即便由圣人所订的最好的善法在时光流衍、世俗染化中也不免生弊，关键在因时补救。但是，补救、变法之后，也还是会慢慢又演出新弊。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科举正是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而经义八股又正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诵之弊而来；但久而久之，它又产生如上面舒赫德（又不仅舒赫德，还有许许多多眼光更犀利的批评者）所指斥的弊端，此大概也是事物当然变化之理，明智的态度也许是∶一方面既要努力纠正这些弊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这些弊端在某种意义上的自然性，从而不意气激切而偏执一端，而是冷静地寻找出一些比较合理、公允的解决办法。

　　礼部复奏又为当时首场试经义时文，二场试表判制论作了辩护∶“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用之过耳。夫凡宣之於口、笔之於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於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报幽讨，殚智毕精，殆於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 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包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於施为乎？”

　　复奏并不否认时文有空言、无用的方面以及积久所生之弊，但一是没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37 一是毕竟经义精深博大，有才者既可于此心领神会，又未尝不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接着，复奏指出，如果不由文字选人，而复古代养士或察举之制，即如果大改，则结果可能只会徒增纷扰，乃至助长虚伪而已∶“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

　　那么小改怎样呢？“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於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於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於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38 最后几句话指出了科举考试的局限性，尤其重要。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诉诸文字的基本能力测验，是要选合适的人任官，有这一道门大概总比没这一道门好，但是，并不能完全由文字看出人之能力大小和道德高低，而文字更无法决定“人之贤愚能否”，有些“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所以，“立法取士，不过如是”，且国家之“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国运并不赖此，国运并不随文运（严格说来只是时文之运）消长，虽然相反的情况倒是有可能。所以，国衰、国亡亦难以咎八股。科举较适合被视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联结的管道，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太依一朝一代的政治为转移，也不易仅仅因考场的文体文风就影响到一朝一代的政治。科举致力于把当时的一些突出者选上来，然而，这些突出者是否能力上超过前面或后面的被选者，选上后又是否能恰当地发挥作用，乃至于一代盛治是否能完全依赖于当时的人才，都是一些必须在当时一定的历史政治情境中回答的问题。

清中叶的野议

　　乾隆初，方苞（1668-1749）奉命编选《四书文》，并认为“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经蕴汇涵于四子之书”，“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其形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39 然而，这实在并不是方苞很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方苞曾说∶“余尝谓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工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晋、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从余游，余每深颦太息。”40 方苞对科举时文的反感，主要是由于他觉得世人在这件事上过耗心力，是他看到世俗者“惟科举之知，及其既得，则以为学者之事终。”41 袁枚（1716-1798）自述∶“仆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虽受荐於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四战秋闱，自不惬意。不敢有闵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荐鸿词科，心乃 然喜，以为可长辞时文矣。不料此科亦报罢。齿渐壮，家贫，两亲皤然，前望径绝，势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时文之自攻。又虑其不专也，於是忍心割爱，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授馆长安，教今嵇相国家七岁童子，朝暮瞿瞿，寝食於斯。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半年后，於此道小有所得，遂捷南宫，入词馆。四十年来真与时文永诀。”42 袁枚以半年专攻时文，换取四十年不涉时文且无生累，此不亦宜乎？

　　所以，袁枚是很明白地把时文视之为“敲门砖”，喻之为“假道于虞以取虢”的。他语重心长地对一位姓孙的秀才说∶“正如李生云∶生方举进士，而作古文弃时文，是伐柯而舍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义。……然则仆之弃时文作古文，乃假道于虞以取虢，而非贸贸然遽恃晋以绝秦也。……足下既已举茂才，试秋闱矣，势必借此梯媒为科名计，而科名又以早得为佳。何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必绝意於彼，而后可专精於此。古之人，不特韩、柳、欧、苏为科名中人，即理学如周、程、张、朱亦谁非少年进士？盖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学，惟古人是归，而后可传之於无穷。不特此也，作文戒俗气，亦戒有乡野气。无科名，则不能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蹉而广闻见；不出仕，则不能历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臧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惧也。”43

　　袁枚认为，不必去考虑时文会不会传世，实际上此类功令应试之文，大概都不会传世。“至於功令之文，从古不重。昌黎所称下笔大惭者，诗赋也，唐之时文也。文文山跋李龙庚墓志云∶‘今虽圣贤不能不为时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讫事则已矣。’此策论也，宋之时文也。诗赋策论，何尝不传？而应考试者则不能传，何也？犹之濠之鱼，与校人馈子产之鱼，生死不同故也。仆愿足下於未秋试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学，而於应试之年，则以搏象之力为时文，不取其效不止。焉几名世寿世，两者兼获。譬如祭者未荐牲牢，先陈雏狗，固明知其无益而用之也。”44 亦即欲弃之，不能不先拾之；欲轻之，不能不先重之，且宜分开用力，庶几两者兼获。

　　袁枚又在致一位欲与时文绝的举人的信中，鼓励他不要半途而废，还是要考虑先取得进士。他说∶时文病天下已久，欲焚之者岂独你，我也是如此，但是，我焚可以，你却不可以，我得科第早，又不必去担任考官，而“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古进身之道较多，今只一条路；古进士多至八百人（指宋代），今取进士只三百人，所以进身也难，这种形势是圣贤豪杰也难免的，既然知道势之不免，则能选择本未缓急而作大努力者，不也是圣贤豪杰？袁这里所举要成进士的理由，还不是宋明人常说的要“显身弘道”，“化治其民，尧舜其君”，而只是“有亲在”，要养亲乃至进一步娱亲，就势不能不习时文而考进士。袁枚说∶“官一乡，可以具鱼菽养其亲，为古循吏。较夫踽踽喔吚，矜不可必之传者，宜谁先焉！就使入世难合，退而求息，然后积万卷以成一家言，其时非独心闲而力专也；既已磨砻乎世事，阅历乎山川，驯习夫海内之英豪，则其耳目闻见，必不沾沾如今已也。”所以，袁枚又喻“时文”为“媒”：“昔有未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迟也。子之婚迟，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则不如速婚焉而绝媒氏。’仆劝吾子勿绝时文，乃正所以深绝之也。”45 在此，袁枚代表了清人对时文一种相当明晰，透彻的理解。此是褒时文乎？贬时文乎？轻时文乎？重时文乎？抑或又褒又贬，又轻又重？

　　除了作为一种进身的媒介，袁枚不否认时文还是自有某种存在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不可估计过高，这里的关键是在代言中是否有自得之见。袁枚比较了时文与古文∶“古文者，自言其言；时文者，学人之言而为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己能言为贵；学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为贵。夫至于学人之言而为言，似乎传声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学者何人也，圣人也。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传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之言，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尝言。然明诸大家，学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诸大家，又学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与否，虽不能起数圣贤于九原而问之，而天下之人，皆以为肖，皆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来时文之所以至今存也。”46

　　并且，他认为代有其法，明清以时文取士还是合适的，天下事莫不有名有实，如仅务其名，则古取人之乡举里选，策论诗赋，也即今之时文，其不能得人是一样的，而如果按其实，则于时文观心术，即古之乡举里选也，于时文徵学识，即古之策论诗赋，其能得人也是一样的。47 时文“无关学问，而有系科名”。48

　　袁枚并且主张习时文不必要国家出钱出力去培养，考时文也不是旨在养成学问，而只是觇其已经达到的学问水准。“时文者，干禄之具，宣听士之自谋，而不必朝廷代为之谋 。”卢抱经论时文亦曰“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49 章学诚（1738-1801）则把举业比作先秦士人周游列国见君求用之“贽”（见面礼），又比作用以购买生活物件的媒介——金钱，以下是他的一段话∶

　　制举之业，如出疆之必载贽也。士子怀才待用，贽非才。而非贽无由晋接，国家以材取士，举业非材，而非举业无由呈材，君子之於举业无所苟者，必其不苟於材焉者也，余尝谓学者之於举业，其用於世也如金钱，然人生日用之急，莫如布帛菽粟，彼金钱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流通交易，不用金钱，而用布帛菽粟，则布帛菽粟，必且滥恶售伪，而病人衣食矣。故急在布帛菽粟，而质剂必於金钱，理易明也，学人具有用之材，朴则有经史，华则有辞章，然以经学取人，则伪经学进而经荒，以史学取人，则伪史学进而史废，辞章虽可取人，毕竟逐末遗本，惟今举业所为之四书文义，非经非史非辞章，而经史辞章之学无所不通，而又非若伪经伪史之可以旦夕剿饰，又非若辞章之逐末遗本，上以此求，下以此应，正如金钱之相为交质耳，非然，徵金钱者，志不在金钱，而在布帛菽粟。试士以举业者，志不在举业，而在经史辞章有用之材。富家广有金钱，正以布帛菽粟，生人日用所需无所不聚之所致也，士子习为举业，而忘所有事，则如锻工铸匠，仅能熔造金钱，而家无布帛菽粟之储，虽金钱出入其手，而其身仍不免於饥寒者也，科举之士，沿流忘源，今古滔滔，习焉不察，惟豪杰之士，警然有省，则不肯安於习俗，由举业而进求古之不朽，此则不负举业取人之初意也。族婿屠君怀三，英年负奇，所为举业之文，已自裦然成集，父兄师友，嘉其志尚，为一再付刻，以问当世，其业既斐然矣，君犹自不足，以其所刻齐霁岚制义三集，凡若干篇，以质於余，余惟君能不苟於举业，必能不苟於有用之材。金君墨闾叙君文曰，见君所为古文，有见道语，则已从事於古人之不朽。举业其余事也，然举业所以求知於人者也，英妙之年，刻以问世，唐人投行卷，宋人进策论，皆为进身之贽。亦其例也，经史辞章，无论华实本末，要皆求立於已者也，十年读书，十年义气，毕生事业，不以岁月为期，昔伊川易传既成，门人请出以问世，伊川云∶尚冀有所进也，著述之事，所求者远大，古人不欲早传，自有深意，与举业不同道矣，譬之富家金钱，与世流通，而田宅世业，恃以安身而养命，则终身守之，而不与人为市，故能长守富也，余於金钱田宅，皆无所有者也，然常从事於斯矣，如牙人贫无立椎之地，犹能品评物价者也。50

　　章学诚确实不失为一个客观、公允的品评者，我们还可以把这段话与王阳明的一段话比较。王阳明说，自举业初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矣。“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盖士之始相见，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要工于举业，不可不学古，弗工于举业而求于进，是伪饰羔雉以网其君也。“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51 以上言论说明以时文举业为“贽”、为“媒”（或俗称“敲门砖”），确实是明清士人相当持久的一种认识。康熙时何焯说：自元八比取士至今，“推而褒之者十九，薄而贬之者十一”，52 也表明即便在明末清初的反激之后，大多数士人还是颇认同以八股时文作为进身之道。并且，即便此为小技，一旦决定做它，士人也就应认真对待，不苟于此，“以致吾诚”。因为，如果要进取遂志（无论此志是行道还是养亲），它毕竟是一绕不过去的开始，它又仅仅是开始，故对此一始业，在一段时间里不能不谨，亦不能不勤。

　　注 释

1 明制艺起落较大，入清反转入相对平稳。

2 《焚书》卷三∶“言心说”。这常常使批判八股而推崇李贽的今人陷入一种解释的困境。

3 《焚书》卷三，“时文后序”。

4 “王康侯合并稿序”，载《明文海》卷三百一十一。

5 《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庭书”。

6 《雕菰集》卷十，“时文说三”。

7 当然此一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又可说是其所催生、强固的，二者实已落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

8 刘绘∶“醒泉总稿序”，载《明文海》卷三百零七，序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3160。页3160。下明人议论未另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明文海》卷三百零七至三百一十三“时文序”部分。

9 “张伯隅稿序”。

10 “书十八房后”。

11 “皇明功令翼序”。

12 “观文大社序”。

13 “巢瑞明文稿序”。

14 徐文匠制义序”。

15 “叙王有巢文”。

16 艾南英也认为，当明成弘正嘉之际，朝廷主司之所取与民间舆论之所推还是相当一致，所以无需行稿社义与程墨抗衡，行稿社义也就不流行。这也说明了晚明以前坊刻不多的一个原因，见其“黄章丘近艺序”。

17 “叙庚午程墨质”。

18 “戍辰房书删定录”。

19 “黄章丘近艺序”。

20 “王康侯合并稿序”。

21 《孟子·告子上》原文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22 “吴逢因近艺叙”。

23 可参见其《大乙山房稿》“自序”，载《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经义部”，卷一百八十二“纪事”。

24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25 如人们时常引用的，据说有一幅书于朝堂的大柬∶“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文顿首拜”。

26 参见前所述艾南英四子。

27 《亭林文集》卷二。

28 《清经世文编》卷五七 。

29 《清经世文编》卷五七 。

30 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康熙六年丁末科会试。

31 《池北偶谈》卷三，“谈古文三”∶“会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仪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及宽民间女子足之禁、教官会试五次不中者仍准会试三事，皆得俞旨。余五事，后为台省次第条奏，以渐皆复，如宽科场处分条例、复恩拔岁贡、复生童科岁两考等是也。”

32 《清史稿》“选举志”。

33 见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此理由与上面黄机一条同，说“无人读”“无人讲”可能强调太过，只要经书本身有价值，一定还会有少数人不管是否有利可图都会讲求，但正如阮元所说，制义之重要在吸引大多数中间的人，保证他们能够讲求孔孟义理。所以，作为一般泛泛之论此亦无不可。其实，不能废的理由还不在此。

34 《清史稿》“选举志”。

35 梁章钜《浪迹丛谈》中说是“乾隆九年”，现从《清史稿》“选举志”。

36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

37 这是重要的。当时确看不到有何良方可改弦易辙，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世界眼界大开，反复试验，付出许多代价，但仍难说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制度性举人之道。

38 以上均引自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4-87。

39 《钦定四书文》首卷所载方苞奏折语。

40 《方望溪先生全集》“何景恒遗文序”。

41 转引自姚翠蕙∶《方望溪文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页127。

42 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与俌之秀才第二书”（嘉庆本编入卷三十五）。

43 同上。

44 同上。

45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答袁蕙纕孝廉书”。

46 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胡勿厓时文序”。

47 同上。

48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与陈省斋转运”。

49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

50 《章学诚遗书》， “跋屠怀三制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页85。

51 见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王守仁于“正德丙寅仲秋”所作“序”。

52 转引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