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先大略观察一下二十世纪以来对于八股的批评，尤其注意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文人的一些最新看法，然后，我将试图回答历史上八股之得人及人得八股的问题，最后以八股的应试功能为题收结。

今人对八股的批评

　　八股先于科举而亡，1 而科举随后亦不能不废。2 既然八股所附之体的科举已随之偕亡，批八股也就等于打死老虎，故在废八股科举之前，还不乏人激烈地批判八股，3 废除之后十多年，反而没有多少对八股的激烈攻击。人们只是已不屑于再说八股。

　　但是，当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与改造深入到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八股文又成为被攻击的旧文学的陪绑对象，乃至成为旧文化的众恶所归和突出象征了。文言古文被视为与八股时文是一路货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4 “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5 胡适“文学改良”的八大主张，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虽然矛头主要是针对一般文言，但时文自然是其中之最“烂朽”者。时文与古文本就有不解之缘。

　　周作人说严复、林纾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新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其结果势非使儒者思想根本动摇不可。他提议大学里应该讲八股，至少北大应该讲，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文永久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结晶，它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6

　　胡适敏锐地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含义：它实际上是要破除等级社会的文化价值残余，清除传统等级社会在文化上的隔离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时文和古文其实都是起着同样的作用，文言是传统的精神文化贵族的最后藏身之地，白话文运动就等于要将精神贵族从其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来，以适应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他说：一九零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二十多年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或如周作人所言，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直到“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7

　　胡适又引《官场现形记》1903年版茂苑惜生序：“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说《官场现形记》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觉官是人间最可恶又最下贱的东西。8 胡适盛赞《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认为该书的主题是“想要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9 胡适的批判颇见份量。当时及后来主北大等新学校者，每悬一宗旨曰，来此读书不是为作官的，但此一观念的根本转变尚须时日。

　　孙中山对中国古代考试及监察制度的推崇人所熟知，10 他主张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实际上等于对行政权力除了现代的立法、司法两大限制之外，又加上古代的考察、监察两大限制。他又主张今天的被选举者应当首先参与考试，以限制被选举人的资格并提升其文化修养。11

　　作为旧日翰林、今日新教育家的蔡元培，主要批评了旧的科举教育的所学狭窄，且又削足适履，强人所难，以及世俗不论人的才质合适与否，尽驱之于利禄之途的弊害，12 但他也认为：八股“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只是学成以后还这样，有点叠床架屋。13 钱穆在四、五十年代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等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古代选举做了一种相当具有“温情和敬意”的理解和阐述，并指出从四书义演出八股文，也是一种客观上的“不得已”，正因为应考人多了，录取标准成为问题，才不得不出此下策。14 “然四书演成八股，则经术其名，时艺其实，朝廷取士标准依然在文艺，不在义理，仍不失为是一种中立性的。”但也指出“八股是一条死路”15 ，最终是八股拖累了科举，拖累了中国。

　　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这种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净的应试教育，说它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敲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16

　　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中国人（至少大陆）思想和语言方式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毛泽东和鲁迅。瞿秋白以轻蔑的口吻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并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17 这些言论因为收在《鲁迅全集》中，以鲁迅的名义更是在中国不胫而走。18 毛泽东则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19 他肯定五四新人物的反文言文，反旧教条，认为洋八股、洋教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一种把好、坏皆绝对化的形式主义，20 并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是∶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象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其中前五条是较具实质性的。21 这一批判自然有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但此后八股成一恶谥却是铁定，凡沾八股者皆在否定之列。大陆自不必说，包括海外也有人认为∶“八股文，跟抽鸦片、缠小脚三者，同为毒害中华民族的痼疾”22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对八股的兴趣也有一点小小的回升（但决说不上是热），尤其在1994年，先是有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几位老一辈文人陆续写下了评论八股的长文，此年由中华书局集为一帙出版，23 又有学者搜集旧文，编有《八股文观止》一书问世。24 其中启功详细介绍了八股文体的形式结构、源流和韵律等，并认为八股作为一种文章的形式，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从本质上看，用《四书》中零章断句来强迫人东拉西扯，还要算“代圣贤立言”，分明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封官任职。既然自己令人造谣，自己还以为选拔人材，所选的那些人和他们做的官，自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政到吏治都不易好转。明清历朝科举出身的人，虽然并不都是专会欺诈撒谎的人，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为国为民做过若干好事的。但那些人的各项才能和所作的好事，绝对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25 金克木对人们加在八股上的罪名则略有分辨，他认为，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一是限制了思想，但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二是糟踏了文学，但糟踏的也只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但“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在传统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文字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对实质效用的影响很小。会作诗赋并不就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来得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治来说差别有限。26

　　作家刘绍棠则明确地说，八股文之可恶，在于内容。它“代圣贤立言”，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又由于它是封建王朝开科取士的制艺，便成为封建王朝禁锢思想、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因而，被一切开明、进步、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正是理所应当，罪有应得。八股那严格僵化的程式，束缚了思想的活跃，也桎梏了写作的生动活泼，这种文体已被淘汰，不应复活。然而，正如平衡木运动，限定在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一分钟之内做出成套高、难、险、美的动作，因此才产生运动效果和艺术魅力。于是，对于那些写文章浪费笔墨的人，大可以“八股”他一下。强迫他念篇八股文，给他批讲几篇八股文，以毒攻毒，或可恶治而病除。27

　　在最近余秋雨广为流行，对传统文化颇具同情和了解的散文中也有一篇《十万进士》，作者一方面在描述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时写道∶“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另一方面又作出了以下的结论∶“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28

　　“文革”后对八股开始研究较早、评价也较高的是邓云乡，他在1994年出版了《清代八股文》一书，后又撰有“《眉园日课》书后”等文。邓云乡说，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中，智商特别高的连连得中，且将这套功夫作为量才玉尺，再去遴选别人，而智商一般的，或一下子掌握不了八股深度奥妙的，苦下功夫，揣摩几十年名文，到五六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甚或到老也中不了，从个人说，自是很苦恼的、不幸的。但从当时的政权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严格的手段，遴选人材，取得平衡，在平等的竞争机会中，保证遴选人材的质量，和社会公认的荣誉。客观上使人们在培养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教育、惊人的记忆力、周密的逻辑思维、思维的敏锐性、准确性、细微性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有的严格训练。这种文体在明、清两代的教育中，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对於智商高的人尽快涌现，对於一般智商的人受到应有的文化和逻辑思维锻练，是起过长期的历史作用的。29

　　九十年代的这些评论与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相比有了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主要兴趣是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洋八股”，涉及到八股的方面主要是批判八股的形式（当然也决非肯定其内容），而九十年代评论的主要兴趣方转到八股本身，这时主要是否定八股的内容，而对八股的形式却反做了相当的肯定或至少认为其无罪了。

八股是否能得人？

　　明清八股取士是否能实现其之所以被设立的功能本意——为国得人？是否能使各种人材，首先是政治人材被选拔上来为朝廷所用？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否能使主要是道德政事文章方面的卓越之士居于他们应得（desert）的社会高位，30 乃至于接近于古人“野无遗贤”的理想？即便在传统社会崩溃之前，这也一直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获得了科名的卓越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证据，而否定者也可以举出相当一些未能获得功名的各方面卓越者，这方面所能举出的人数自然还是要比前面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可能还有许多正是因为无功名而未能自显，被埋没的人材可能又不少。而所有有关得人或不得人的罗列或统计都可能碰到这个问题：即究竟还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材呢？由于究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材湮没几乎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因而争论也就不容易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后面还要从一个确实有才者如果想得功名能有多大把握的角度再次涉及这一问题。

　　我们先略微罗列一下清代主要以八股取士得人的情况。在清代的著名文人中，31 钱谦益为明朝进士，吴伟业、王士桢、纳兰性德、朱轼、方苞、方舟、袁枚、翁方纲、姚鼐、沈德潜、彭元瑞、纪昀、汤鹏、龚自珍、冯桂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均为进士；尤侗是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为二等；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仅中副榜；刘大魁累世为诸生，方苞激赏之，然雍正中两登副榜，应乾元词科又遭张廷玉黜落。厉鹗、恽敬、林纾均为举人。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只是秀才，曹雪芹则以禁锢不能与考，但高鹗是进士，李渔为明代秀才，入清代未再应试；清代著名文人完全是布衣的还是罕见。总的说，在文人中，才能偏于诗、文者似较占优，有小说、戏曲之长才者的功名之途却要逊色一些。32

　　在清代的著名学者中，一些明亡后立志不仕的清初学者是一特殊的集团，如孙奇逢十七岁即中举人，王夫之二十三岁亦中举人，明生员顾亭林据说八股文也写得很好，33 还有黄宗羲、张尔岐、颜元等，这些人若是去应清代科举，成进士大概不是难事，但他们明亡后都不再应试。其后则有万斯大为举人，顾栋高、惠周为进士，全祖望雍正七年充贡入京，旋举顺天乡试，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却先成进士。何焯是一很特别的例子，他藏书极富，读书极多，著有《义门读书记》，康熙四十一年被荐召入南书房，次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他曾被人诬陷而致罪，但皇帝看了从他家查抄的东西也觉他只是一个嗜书如命者而不再追究，这大概是清代对不擅考者也赐两榜的一个特例。以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朱筠、章学诚、法式善、孔广森，邵晋涵、王念孙、毕沅、洪亮吉、阮元、孙星衍、凌廷堪、桂馥、刘宝楠、龙启瑞、陈立、俞樾、廖平、王先谦等均为进士，但也有段玉裁、严可均、焦循、王闿运、孙诒让等仅为举人。戴震年二十八方补诸生，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四十年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而江永为诸生数十年，大概也是一个不擅或不愿考者，汪中二十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以母老竟不朝考，后亦不与试，使满心想要中他的朱珪落空，黄式三、江声也是以母丧或父疾不复事科举，江声是一个极其专注的学问家，从小就问师∶“读书何为？”嘉庆元年（1796）方被举孝廉方正。34

　　政治家几乎都不能不走科举“正途”，我们只略看一下晚清（主要是光绪朝）著名政治家的情况。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均为进士，后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王文韶、张之万、张之洞、瞿鸿机、阎敬铭、鹿传霖、林绍年、孙家鼐、张百熙、唐景崇、于式枚、沈家本、张佩纶、郭嵩涛、洪钧、丁宝祯、陶模、徐致靖、刘光第、康有为、袁昶、文廷式、徐桐、赵舒翘、陆润庠、梁鼎芬，劳乃宣这些在清季政坛或外交领域内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风云人物也都是进士，其中且有几位状元（翁同龢、张之万、孙家鼐、洪钧、陆润庠)及榜眼探花等。陈宝箴、杨深秀、杨锐、林旭、梁启超等则为举人，袁世凯是由在朝鲜的军功及李鸿章保荐上升。荣禄为荫生，曾纪泽也是荫补，刚毅以笔帖式累迁、周馥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薛福成以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谭嗣同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知府，端方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盛宣怀以诸生纳赀为主事。由以上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入仕的多途并进，但显然还是以正途科名（进士、举人、贡生）为主，又是以入翰林者为重。

　　这些正途出身者是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家，他们能在其时数千进士、数万举人中进一步凸现，自然是因为他们还具有相当的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而他们最初要从更为广大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具有相当精湛的经史学术和一定的为文才能，所以，在他们中间，相当深入地讨论学问和相当优雅地应酢唱和自然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了，全然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者不易混迹其间。他们除了公务，自己也常能写出漂亮的诗文，传世姑不论，但至少能写，也能在较高水平上鉴赏。总之，无论英雄枭雄，激进保守，留下善声或骂名，这些人确为当时的一时之选，而决非资质平庸、侥幸得举之辈。而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努力虽未能挽回传统社会的颓势，也并不就是他们无能，而是势已有所不能。

　　八股虽然并不具有总能把最好的人推到最高位置的确定性，它还是把大量的庸才挡在了门外。换言之，名次并不很重要，甚至人们津津乐道的状元亦不值得过分注意，关键在举人，进士队伍确实网罗了一大批有才华者。在一个人那里，才华是有联系的，有文学才华者中也不乏有政治才能者，至少，政治才能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经学基础，尤其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家是这样。所以，柳宗元会有那样一种自信，认为不管是选孝廉还是考进士，而考试也不管是重诗赋还是重经义，被选中的基本上还会是这一批人。35 也就是说，不管察举、科举，还是有相当一批英才不会被埋没。当然，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人那里，才华又是有分断的，有相当政治才能者可能还是缺乏文学才华，尤其是某些具实干才能者，所以还是有理由怀疑中国古代选举漏掉了一些政治人才，这里且不说古代选举“以文取人”的特点会使不少有其他才能（如经商才能，科技发明才能，某一专门艺术的创造才能）的特殊人才可能就因此湮没不显。所以，人们还是有理由批评：一方面，八股取士的门可以说开得太大，使一些并不合适的人们也羼入其中，另一方面，又可以说它的门开得太小，使另一些其它方面的有才者亦不得其门而入。邓嗣禹说：“夫科举之重视，千有余年矣。而考试之本旨，又在得才，千余年中，此种目的，果达到乎？殆难言矣。历代名臣贤相，建功立业，及硕学名儒著书立说者，十之八九，盖从此孔穿过，不能谓未得人才也。然以盖世奇才，有不尽出身科场者，此中原因，盖一以奇伟之士，无意举业，虽有荣禄，不能纲罗；一以科举之时，人数众多，阅卷草率，易於遗才。”36

　　由于八股主要是考一种理解经典及组织文字的能力，要求理法与文辞兼备，故学者与文人在考试中较占优势，而兼具政治才能的人则更在入选后的官职擢升中占优势。但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传统的中国国家形态并不象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今人看来，它的国家能力是很弱的，很多今天由国家处理的事情过去都是由社会、由民间自行解决，所以，传统中国也就有了其他文明所罕见的一身而兼学者、文人、政治家三任的官员。学识、文才、政治三种才能虽然相异，又毕竟同样作为智力而有相通互渗的一面，尤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仅在某一个方面极为突出的天才极少）。而且，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宜以现代国家所需人才的类型和数量来要求传统型的国家。对于传统中国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来说，它可能并不太需要那种过于精明、强悍、与道德与文化水平失去平衡的政治才能，甚至无需太注重遴选很能办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与许多人的看法相悖，人们一直说八股无用，不能选拔到能干的政治人才，而我却说倘非危机时期，传统中国可能无需太多太能干的政治人才，而这种无需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正常乃至繁荣，繁荣的一个标志就是文饰增多，就象建筑物，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往往就是其无用（不实用）部分最多的建筑（当然也需精巧安排），无论如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能够有一些不实用，非功利、非政治的东西还是幸运的，对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更不失为幸运。

　　因为，在其占统治地位的治国思想中，实际有一种相当深厚的自然无为，清静自化、让人自为之、自养之、自竞之的思想，37 乃至科举，也主要是让人自谋之、自竞之、自请先生、自筹经费，而不是全由国家给包下来。所以，在古代中国，太平年景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干才，太多的管理可能还适足以扰民。君主的期望也并不总是很高，如977年宋太宗宣告：“朕欲博求俊乂 於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38 一个才华主要表现在文学、学术的人和平时期也就颇能胜任其政治职务，而对学术与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有可能淡化一个官员对聚敛财富的欲望，转移他的视线，使之不会去一心一意地搜括民脂民膏，因他确实另有事可做，另有为他看重，也为社会所看重、他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可做，且不说儒家的学问还一直是一种约束利欲、端正品行的学问。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治人才按理说应当通过“试之以职”，才能最好地发现和培养，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普遍地对所有愿意从政者都授与职务来进行考察，这样做的成本显然太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不能不有一个初选，仅选择一些人来授之以职，科场就是这样一个选才之地，它并非一个养才之所，养才是在高层，是在人们成进士之后，如钱穆所说，明清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使之暂不领实职，而是暂居清要习练政事的场所。

　　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中，征服欲和扩张欲不是很强，而是更为追求一种天下的太平和文化的繁荣，于是在和平繁荣与科举兴盛之间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39 政府求政治、军事人才甚急的时分往往是在积弊巳深、或者外敌侵逼的时候，但过去碰到这种情况往往还能一蹶复振，直到西方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势力而来，且一波复一波地猛烈冲击时，传统社会的结构遂难以抵御，而当其内里一向被压抑的一种强大力量（如艾南英所说世俗“强大之天”）起来之后，这一社会结构在反复重击之下就不能不土崩瓦解。

人材能否得八股

　　下面我想再稍稍改变一下角度，不是从得人，而是从人得的角度，不是从国家的立场，而是从社会及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即改而问：社会上人们获得功名的情况大致怎样？如果一个确有才能的人想得到这科名，他能有多大的把握得到它？从这个角度进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八股得人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有才者想得到这功名就不难得到的话，那他未与试而不显就不能算是被埋没。林纾诗言：“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得人才”，如果一个人才想得功名就大致能够得到，就说明科举还是能得人的。40

　　确有一部分有才者不想得到这科名，当然，其中有些人之所以不想，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机会，是根本想不到，如蜗居穷乡僻壤，父母又愚钝如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所写父母那样的神童。还有一些人则有可能是自我估计偏低，不敢去尝试本可一试的科名，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文才并不高，却具冒险气质或进取心切者踊跃尝试，乃至也跃过龙门者。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因为困于直接而紧迫的家庭生计问题无法去考，从而根本不敢作此想，尤其是在一代王朝的衰落期。另外，我们也不宜忽视，也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道义、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欲赴试者，如早在唐朝，就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飞曰：‘如是选贤邪？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邪？’因袖手不出，明日径返江东。”41 还有像前面说到的明遗民、以及张佩聪等，都是此类不可多得的人物。42 也有一些人，是生性淡泊、情愿隐于山间林下、自得其趣的隐士一类人物（如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还有一些人则是另有他途仕进，可避开此路或此路之一段（如小试）者，如有资格可荫补者，43 晚清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家庭饶有资财者还有较多的机会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官。

　　在那些参加了考试的人们当中，张仲礼根据1871—1905年无锡、金匮两邑80个生员的材料，统计出他们中生员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二十四岁；44 张仲礼又根据道光六年，咸丰元年的直、省同年录，统计出士人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一岁；根据道光十五年、同治七年、光绪二十年共三年的会试同年齿录，统计出进士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四岁。45 这就意味着，一般一个童生要得到最高科名，自六岁入学到十五、六岁开笔，约需十年；自此用力约需六、七年得生员，又需六、七年才中举。然后需三、四年成进士，即总共约需十八年才能得最高科名。这只是平均数，有不少英才可能青年即得科第，这一统计虽主要是依据晚清科举衰落，人满为患时的情况，但它还是有一定普遍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士子在这十多年中始终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八股上，他们可能只是在临考试前才开始用功，46 但笼统说来，许多青年将自己最宝贵的精力用在这确实并无多少实际用途的八股上，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在国泰民安，正需风雅点缀的时期也许尚少使人痛心，而在国家危机、民生焦瘁的情况就难以让人容忍了，故明末、清末八股最为人诟病。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文之难售，八股之拖累人，亦是人为造成的，即由于人多之累。47 八股本身也难也不难，难是由于其形式容有多种变化，无穷花样、风气会转移，格调也会改变；不难是由于其基本形式并不难于掌握，尤其对确有文学才华而又尚肯努力者是如此。这使中国的科举之学（举业）确实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特点，即同授于一师，同处于一馆就学，花同样的时间学文，水平却可能悬如天壤，鲁钝者即便在私塾多年也仍然只是等于无谓的陪读。48 由于八股所考确实不单纯是一种知识，而主要是一种能力——深入理解经书和巧妙驾驭文字的能力，这就不单纯是靠后天努力就能成就的，而一些勉强习举业者往往在多年努力之后，既放不下架子，又缺乏知识和技艺去从事他业而结果一事无成，这些人就可能由国家升平时的点缀变为国运维艰时的累赘。

　　当时的人们要比今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有“读书种子”和“非读书种子”的种种区别。人们多接受这一事实：不具备某种起码的读书作文的才能，再学也是枉然，而此种才能又非金钱、权力、家庭优越环境或某种其他方面的技艺、才能乃至狡黠、冒险气质所能直接换来，所以常有世家败落，而一些穷乡僻壤赤足读书孩子却屡屡从田间走入书斋，又从书斋走入上层。“通经得仕”、“学古入官”也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动力。流风所及，传统中国的乡村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教育，兴学、助学的义举也层出不穷，49 在科举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无论现任官员还是荣归故里的已致仕官员，对本地的文风都相当注意，对已出的人才如数家珍，而对潜在的俊杰则关心扶植，由此遂形成扎根于下的地方文化景观。

　　以八股取士的考试确实使文才、学识处于优先的地位，从而使人文学者、风雅之士比其他方面的有才者更为突出，甚至有时堵塞了有其他诸如经商、打仗、技术发明等才能的人上升到最佳位置，这些人只好别寻蹊径，但也不是全无机会。例如宋朝的马仁，他 “十余岁时，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於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鞭笞之，仁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马仁曾经一度为匪，但后来还是成了将军。又如《太平广记》卷24“萧静之”载：“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练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瘁，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资地葺居。”又宋人王庭珍，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一个兄弟已成进士，另外两个兄弟也是当地的著名学者，但他“不喜龌龊为章句书生”，也不想升入府学，因而把学校和学者生活一并抛弃，后来竟也非常善于赚钱。50

　　由于各种才华和智力具有相当的关联性，所以，也不是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才俊之士间从八股之道出。即以清代114个状元论，其中有迷恋天文数学的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有近代最初的矿产实业家、嘉庆七年状元吴廷琛；有近代植物学的先驱，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吴其浚；有著名的实业家、光绪二十年状元张骞。51 其他如民国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熊希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大法官沈钧儒、教育家蔡元培、出版家汪康年、张元济等，也都是从清代进士中走出来的，首任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是举人出身。说明从科举中也并非不可能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各种人材，只要这些人智力才华确非一般。

　　有才者是否容易早得科名？应当说确有相当一批是很早就得了科名的，如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宋代大儒都是少年即得科名。八股定型以后，如王守仁（1472-1529）早年曾泛滥于词章，并不以“读书登第为第一等事”，52 即便如此，他十八岁始学八股，二年后即在浙江乡试中得举，其后又曾出入于佛老，沉醉于格物，却仍在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七岁时即成进士。清代也有一些很早就得科第的人才，如徐元梦、朱珪、彭绍升皆年十八就成进士。徐世昌、谭延闿、沈钧儒，蔡元培等也都是二十几岁就成进士，梁启超十七岁、陈独秀十八岁即中举。

　　但自然也有晚得科第的人才，清中叶以前如姜宸英年七十三、查慎行年五十四、沈德潜年六十八方成进士，晚清如张骞也至四十二岁方成进士，还有些人会试不第后索性不再考了，如王闿运。各人文章的风格有不同，而有的风格容易早中，有的风格可能晚中，如王缑山说，举业之文，大抵明润象春，而柔嫩亦象春；畅茂象夏，而秽杂亦象夏；高洁象秋，而萧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闭塞亦象冬。这四种风格并无高下，各有利弊，但文章得春夏气多者，较容易速售，而得秋冬气多者，又可能久滞。53 但早发者可能迅速枯萎，而久滞者或能持久。有些人善于考小试，做截搭题，动辄得案首，但却难售于乡会试，而有些人（往往是大才）则小试辄不利，如曾国藩小试七次，康有为小试六次方通过，但一旦通过小试，则常乡会试连捷。如江宁邓廷桢少年时屡踬於童试，他读书于瓦官寺，攻苦弥甚，曾於室中拟联以自警云∶“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结果不久即考上生员，旋举於乡，联捷成进士。54

　　还有的不利甚至可能是因为太能而不中规矩，或者太认真，太想在试卷中尽展才华而反而不中，如马世琪以工制举文名於江南，未遇时，某年应乡试题为“渊渊其渊”。马求胜之心太切，不肯轻易落笔，至次日，还没写一个字，时已放牌，举子纷纷出闱，马只好放弃，却口占一诗题於卷曰∶“渊渊其渊实难题，闷煞江南马世琪。一本白卷交还你，状元归去马如飞。”显示出了他的信心。55 确实，只要他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适当调整就不难成功，马至后科即联捷，大魁天下。这还可从另一面的例子反观之，龚自珍、林旭等都是才情豪放之士，但他们得第之文却都是循规蹈矩，如“林旭，生而颖异，其文则绳趋矩步，无一奔放。”56 又有人见到嘉庆乙丑春闱第十房同门录，上有龚自珍闱作，三题为“夏曰校，至小民亲於下”，其小讲云∶“昔者三代之制，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学六书九数而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并不怪异，其首、次两艺，气格尤醇简，所以有人说：“此在定庵，盖已俯就绳尺矣。”57 因为在此优先的是中式而不是逞才。

　　我们由有才考生的自信心可以看到∶即便遭受挫折，在他们看来，只要耐心坚持，科名仍然不是很难得。所以他们往往谢绝保荐，或其它职务而仍然要从科名入（当然这也是因为科名最重），如方苞说∶“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58 张謇也放弃了许多科场外不无优渥的机会。在考试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偶然，但一般不会始终偶然，也不会始终都是不利的偶然。如明人唐皋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命，虽累蹶场屋而志不怠，乡人讽刺说：“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秋闱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无奈京城剪绺多。”唐闻之，志益励，因题书室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他又尝见人画一渔翁网鱼，因题曰：“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后来果连捷及第。59 又如道光辛己科（1821）江西乡闱解元吴廷珪，当嘉庆辛酉科（1801）乡试时，主司极赏其文，拔置第一，将要发榜时，忽然找不到他的卷子，遍搜不获，只好换了一人。撤闱后，主司检行李，才发现吴卷在帐顶上，懊恨久之。自是以后吴试辄不利，然越二十年而仍获解首。60 吴虽然一下就耽误了二十年，但最后毕竟还是得了解元，他如魏源、张骞等也都是失而复得。

　　唐皋的态度或许过于虚荣，过于才子气。一种合适的态度也许是适当坚持，却不以得失为意，用一年半载专心用力于八股，达到一定的、符合自己才力的水平。61 然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读书，作诗、作古文、求学问、寻师访友、游幕、谋生、教书皆可，然后每次赴场也只不过临考前温习一段时间，然后在号子里受几天罪（后场其实已放松）。作文首先求中规中式，然后才在这程式中适当发挥才情，得失不介于怀，大概也会是“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的。当然，这是对确有才华者来说，有人引唐寅一句话，意思是唐寅说过，如果用力一年半载于时文，取解首易如反掌，以证八股很容易，这又是一种误解了，这话其实也只有唐寅这样的才子才敢这样说（他确有此才，这后来已在他夺得乡试解元一事中证实）；同时，也只有唐寅这样的才子才会这样说（别的有才者也许不屑于说，也不会这样虚荣，故唐寅在会试时竟然还是会因通关节而栽了筋斗，其实他本大可不必如此的）。功名迟早晏速确有偶然因素（“命”），但有“命”，又不全是“命”，总的说来，其间还是有些规则可循，并且应当说，对真正的杰出大才来说，还是不算很难得的，虽然不能说是易如拾芥，轻而易举，但只要有耐心坚持，一般还是不难获隽。

敲门砖

　　王阳明、袁枚、章学诚等人把八股时文比喻为“贽”（见面礼）、为“媒”、为“伐柯之斧”，为“假道于虞”等等，更通俗的比喻是“敲门砖”，此喻盖起源甚早，最初出处已难考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已提及当时人以八股为“敲门砖子”的说法并予认可。62对八股也许还可有一个通俗的比喻是“独木桥”，要达到对岸无法他渡而只有这一座桥，且人多拥挤，颇不易过，但是，这河流上毕竟又还是有桥，而不是完全不可渡，就象那通向殿堂的大门不是完全不开，而还是可以敲开，但必须会用这敲门砖才能敲开，所以，前人不重视（甚至鄙视）时文而又不苟于此就不难理解，也并不矛盾，这是某种因为人多，因为世俗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舍此也许情况会更糟，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故睿智者常能把握此中之度，恰如其分地看待八股，尤其到清代，相当多的人清楚了这一点，不再想让它载上沉重的整个文运乃至国运的重负，它的主要功能不过就是“敲门砖”，而且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它还是相当不错地履行了作为应试文的这一功能的，对它义愤填膺的批判倒反而常常是来自对它期望过高，想扩大它的功能，希望从它也能出最好的文学，最好的学问，乃至独创的思想，完美的人格，甚至于最强盛的国家，然而它一与这种政治的选官入仕联系起来实际上就出不了最好的作品。凡最具独创性、最有力量的东西都是少数个人在某种寂寞中酝酿出来的，当然，由于传统中国人们差不多都以入仕为唯一荣途，又以科举为入仕的唯一正途，其影响面深而广，对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关系至大，所以，对它的抱怨与谴责又情有可原。

　　于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会有不少人会竭力为此，甚至毕生为此。如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六记载∶有一位专心制义的老儒，自总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贬得失，老不应举，将生平评点之文分为八大项，按卦名排列，其乾字箱，则王唐正文，其坤字箱，则归胡大家，降而瞿薛汤杨以及隆万诸名家。连次及之，金陈章罗诸变体又次及之，其坎离二箱则小纯大疵、褒贬相半，艮兑二箱，皆历来传诵之行卷社稿及岁科试文，所深恶而丑诋之者。书成后，自谓不朽盛业，将传之其人，举以示客，无一阅终卷者，数年后益无一人过问，一日有后生叩门请业，愿借其书，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后生检点竟日，乃独借其艮兑二箱而去，结果这位老儒太息流涕累日。这位老先生还可说是嗜制义者中的高者，他也许确实有点迂，但迂得并不让人生厌，所为也许不是很有益，但也决非有害，其好八股亦无功名心，而是已成一种爱好。另外，冯班亦言∶“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其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足务也，必无人知，则踬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闲矣。’始知向来之误也。农必为良农，贾必为良贾，工必为良工，至于士人之业，乃欲为不良者，抑何心也。”63 冯班不同意以举业为“敲门砖”的说法，认为士人应象农、工、贾各务其业一样毕生为之，但他可能误解了什么是儒者所业。举业并不是儒者的专业，更不是终身之业，而至多是一种始业。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与“托福”作一比较来进一步说明八股作为敲门砖的性质。我们知道∶“托福”（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Language"的简称，即“作为一种外语的英语考试”）常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用作接收外国留学生时衡量其英语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也可以说，可被外国留学生视作要进入美、加等国大学的一块“敲门砖”，为了方便用电脑客观、准确、快速地判卷，托福的听力、语法、词汇、阅读部分用的都是选择题，每道题可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故考生纵不懂英语平均大致也能“蒙”对四分之一（当然这样的分远不够格）。此法行之已数十年，虽陆续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不变，也未听到过多少大的抱怨，更勿论激烈的批评。64 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又不能没有。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同样，大概也没有那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来学习英语，他知道，考好托福的主要工夫还是在托福之外，是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他只会花一段时间来集中训练一下托福的技巧；大概也没有那个学生会在已拿到托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学录取之后，还孜孜不倦地毕生致力于训练托福，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已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唯独咎八股？

　　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所以，有人称八股为“中国一绝”（金克木），美国一位哲学家寒哲感叹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种对人文经典知识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65 然而在中国却有过这样一种考试，这就是以经义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八股也许力难胜任出最好的文学、出最好的思想、学问或者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至少它履行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功能看来却相当有效。66我们是否还能对它寄托比这更高的期望呢？它确实还可以有一种训练某种文学的欣赏水平乃至自娱、自得的意义，但它主要还是一块“敲门砖”，弃之可也，拾之可也，先拾后弃乃至先弃后拾均可也，而不管它有多少毛病，无论如何，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对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并不需要很长，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如凌廷堪，少学经商，常为人所骗，母使从事於学，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但他生平不好八股文，不肯去学，入都见翁覃溪先生，翁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陈康祺于此评论说：“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辟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竟也。”67

余论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Braudel）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写道∶“无论怎样进行观察都只能表明，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68 我们常说现代社会是“平等的社会”，但现代社会的“平等”迄今为止也许主要只是表现在普遍流行观念、社会经济利益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以及在制度和政策的价值取向上顺从民意，或者说顺从多数，表现为一种程度不同的形式的机会平等，“权利的平等”，而实际的状况、首先是政治的权力、权威则还是，也许从社会的功能而言也不能不总是处在一个复杂乃至悬殊的差别系列之中。69 那么，如果决定及实施政策的官员阶层永远只可能是一个少数，即无论怎样选择和监督他们，选上来的总只会是少数，且在他们被选中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还必须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权力，方能履行他们之所以被选择的功能，那么究竟由那一些少数居于上层，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他们，监督他们，制约他们，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和平地罢免或者替换他们，而不是侈谈“民主”、“公意”，就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了。70 而其中最优先的又是如何选择。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去，其族绝矣。”71自唐以后，无论孤寒还是世族，要上升或者延续，就都必须走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应科举一途了。社会越来越归重于“学而优则仕”、“文而优则仕”。邓嗣禹说：“清代保荐之制，尚须略行考试，即宗室八旗，亦贵笔帖式出身。故明清以前，登仕籍者，皆比较为解律例治文书之人。知县大都进士举人出身。舍元朝外，未有为官不识字者。当此数朝，官场请托之习，固非绝无；然欲将未经科第之私人，纳诸要津，予以高官美爵，殆不可能。” 72

　　如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是∶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度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其他形态的社会的选择官员方式比较起来如何？传统中国社会的上升之道与其他社会的上升之道比较起来又如何？这主要应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工作，然而价值的问题大概也会不可避免地时常涌现其间而引起我们的注意：73 究竟那一种选择方式较好呢？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不好，那么，是否“学而劣则仕”甚或“不学而仕”就好呢？如果说由有文化的读书人任官不好，是否由不读书的人任官就好呢？

　　美国民主制度最重要的阐述者和奠基人之一托马斯·杰弗逊 在1813年10月28日致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我同意你的说法，即人类之中有一种天然贵族。它产生自美德与才干。……还有一种是人为的贵族，他们仰仗的是财富和出身门第，既无需美德，也不要才干。……我们是否可以说，那种能够最有效地、毫不掺假地把这些天然贵族选进权力机构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你看来，最好把那些假贵族放到一个单独的立法院里。……我则认为，为防止这种人生惹麻烦而把权力交给他们，无异是武装他们去干坏事，……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各州宪法中所规定的，让公民实行自由选举，他们会去伪存真，把真假贵族区分开来。一般说来，他们会选举那些真正优秀和聪明的人。” 74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与孟子所说的“天爵”、“人爵”作一比较。75 但杰弗逊的这一预期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看来却并未完全如愿。76

　　或许，我们应当放弃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考虑到中国似已结束一个激烈动荡的过渡期，而进入了一个持久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时期，77 这样，如果说传统社会单一的、突出政治的进取上升之道确有问题，不合于今天的社会，那么，是否可以别思其他的补救更新之道？古代选举与现代选举在某些方面是否能有所结合？这一新结合是否能避免如古代中国政制那样常常官场人满为患、壅塞不通并且不易有政策的重大改变的情况，又避免如现代民主国家时而出现的那样权力与知识过于分离、竞选者与在任者为了哗众取宠、多得选票而并不真正考虑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文明价值的问题？

　　以上讨论还主要是集中在政治方面，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整个社会，则一个社会的真正出路可能还是在于权力、财富、声望等各种资源的多元分流，使人们不再注意于政治一途，人才不再集中于做官一途，而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各遂所愿，而一种政治制度，也应主要以是否能促进、保护这种状况而衡量其正当和优劣。

注 释

1 1901年上谕废八股，改试经义论策。

2 1905年上谕废除科举。科举与八股实已是同命，发展至清，已很难设想无八股的科举，就象若无科举，也很难设想会有八股。废八股之后的经义文实已不堪读，政治时务策论亦不能不流于汗漫空谈。

3 如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60-163。但他此时还是站在维护孔教的立场上批评八股。

4 曾毅，“与陈独秀书”，载∶《中国新文学大系》，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页3。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5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173。

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页65，页74-76。

7 胡适《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载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页97-98。

8 同上，页81-82。

9 见其《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转引自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66-67，又参页86-87。

10 可参《总理全集》上，《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五权宪法》以及“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的宪法”、“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等演讲。

11 参见其《五权宪法》，亦即被选举人应当首先被选举（考试），这在某种意义上可沟通中国古代选举与现代流行的选举，并考虑到现代的选举者也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政治素养。

12 “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岐点”，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页207。

13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同上书页612，又见“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页548。

14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考试制度”，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再版。

15 《国史新论》，1966年版，大中国印刷厂承印，页89。当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不在这一点上。

16 《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389—392。

17 《伪自由书》“透底”，载《鲁迅全集》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83及86。

18 鲁迅当然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

19 吴稚晖也早就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

2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

21 《毛泽东选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页787-803。毛在另一处也谈到八股，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同前书卷一，页217。

2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390。

23 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24 田启霖编∶《八股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此前还有王凯符所著《八股文概说》（1991）等。

25 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1，62-63。

26 同上，页98-107。

27 转引自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28 “十万进士”，载上海∶《收获》杂志1994年第3-4期。

29 邓云乡：“《眉园日课》书后”，载《中国文化》第13期，刘梦溪主编，北京，1996。

30 道德、政事、文章——这是按古人重视的次序排列，但由于科举考试自身的发展规律，在选择时的实际次序可能恰好相反。

31 文人、学者只是大致划分，分别依据《清史稿》“文苑”与“儒林”两传而略有调整，且在政治上作用较重要者不计在内，对政治家我们主要观察晚清。

32 但各种文学才能还是较密切相关的，所以也可说如蒲松龄等人是因科场失意方转向笔记小说的。

33 何焯∶《行远集·跋》∶“亭林《且比化者》二句题文，谓可与文集中《齐四王冢》并读，以时文论，亦逼真鹤滩殿撰也。”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因此评论说∶“观义门跋语，则亭林非不工时文者，工时文而痛诋时文若此，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34 清代仍保留此途，虽不重，亦是汉人遗意。

35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载：《全唐文》第6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5841。

36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页339。

37 这方面可以说是道家表现得更突出，但儒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参王夫之《读通鉴论》“明帝七”所言：不必政府劝学、士自劝也，农亦不必劝，劝农常常反以伤农。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中册，页522。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2年”条。

39 即以“凝定”科举的唐开元、天宝年间为例，独孤及说：“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梁肃说：开元中，“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权德舆说：“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杜佑说：“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沈即济说：“开元、天宝之中……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转引自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69-170。但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如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中所说：“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倚道者寡矣。”

40 林纾：“闽中新乐府”：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69。

41 见杜牧：《樊川文集》卷9。

42 张士元：“书张佩聪事”：“余所居西南数里，明末有张佩聪先生，名嘉玲，师桐乡张杨园先生之学，居家造次不违礼，一日赴乡试，见士入闱者必先露索，二人夹持之，惊曰，国家取士，上为公辅，下为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试已卑矣，乃防其怀挟书策，如闻盗贼邪，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终身不应试，夫三代选士造士之法沿及汉时，犹有乡里推举者，已乃加之考证，亦至公之道，不可易之制也，从而搜索之，则为法始密。……然搜索虽密，而怀挟之弊仍不能绝，则惟有教之以自重而已。”

43 如曾国藩就没让其子曾纪泽去考，又其不主张其弟曾国华继续参加小试。

44 由于这是晚清最后三十多年的科举，外患内蹇，人口与经济压力很大，锡、金又系人文荟萃之地，竞争激烈，所以估计全国生员取中时的平均年龄会比这为小，以下举人、进士情况亦如是。

45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93、121、125。

46 如张骞后期几次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他大部分时间在社会上做事。又梁启超说他十九岁以后就不怎么在八股上用力了。

47 此问题拟另外分析。

48 有许多讽剌不会读书的“读书人”的笑话，包括一些财主子弟，如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所见。

49 迨至晚清，尚有商人叶成忠、杨斯盛乃至乞丐武训的兴学，而吾乡江西的进贤、吉安一带，重视教育的风气至今在乡间犹存。

50 转引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10。

51 参见李铁∶《科场风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又其书说这114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页175。

52 《王文成公全书》卷32“年谱”.

53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81-82。

54 徐珂∶《清稗类抄》第二册，页600。

55 同上，页639。

56 同上，页655。

57 同上，页667。

58 转引自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59 李调元辑∶《制义科琐记》卷二，页53。

60 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页649。

61 一般达到这一水平就不易往下掉了，当然要往上升一点也不容易，且要费大力。

62 焦循《雕菰楼集》卷二十三亦述其父语：“乍闻科名，有敲门砖之目，谓不必原本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余甚骇之，不愿子孙效之也。”但此“敲门砖”有特定之贬义。

63 《钝呤杂录》，转引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64 最近的一个例外是：一位老资格的翻译家冯世则在《读书》1997年第9期发表一篇文章“托福，还是托祸？”，他批评当代大学的英语教学已倒退到语法翻译法和单字记忆法，而究其根源，是因为大学英语教学已随着“托福”的指挥棒舞转，而这种考试方法其实至多是应试之道，而不应是为学之道，以这种考试方法为学容易割裂语言整体，偏离学以致用的道路，所以作者感叹：真不知我们的英语教学所托是福还是祸。

65 参见《读书》杂志，1992年第9期。

66 凡是应试的东西，就不可能对之寄予太高希望，不仅八股是如此，诗赋也是这样，如韩愈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使古之豪灵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见“答崔立之书”。

6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

68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509。他在1985年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又说：“我看到，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类社会没有一个是平等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在历史学家们掌握的历史上也没有。”他用社会的动物性来解释这一基本问题：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在集体中生活，他便是这个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也就不成其为集体。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参见《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69 韦伯等许多社会学家都指出在现代社会官僚制有加强的趋势。

70 林德布鲁姆认为：民主理论有两大派，一派认为“民主”其实是一种被统治者挑选和罢黜统治者的制度；一派认为“民主”应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政权和其他权力运作的制度。前者如熊彼得认为民主就是一些人通过选票争取统治权；波普尔认为民主的最重要意义是在于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手段把一批不称职或不合适的决定政策的官员们罢免掉（而那些只是执行一般事务的公务员或者说“吏”则可保留不动），以另一批人们来替换他们，如果这新的一批人再不行，还可以再通过和平的投票选举的手段把他们替换掉，因为有这一层制约，也就可以促使当轴者不能不对选民的愿望和利益有所顾及。在我看来，民主的最重要功用正是体现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现代民主（现代选举）注意的主要还是出口，是换人，它在和平替换方面是颇成功的，但在选人方面却并不那样成功；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则注意的主要是入口，是选人，它在选人方面颇为成功，但在替换方面却不太成功。

71 《唐摭言》卷九。

72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页342。

73 假如古人复生，大概也会如此问。

74 转引自钱满素编：《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页47。又参见《杰斐逊文集》下，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1527—1528。

75 见《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76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权力精英》（1956）一书的作者查·赖特·米尔斯批评说：“美国开国之初，事务家们同时还是有文化修养的人：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文化界的精英。权力与文化即便没有集于一身，也常常融合成一个群体。在那些有头脑，有活力的公众眼里，知识与权力是有机地联系着，不仅如此，许多决策都是由这些优秀的公众制定的。……1783年，乔治·华盛顿读了伏尔泰的《哲学书简》及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而二百年之后的艾森豪威尔读的却是牛仔传奇和侦探小说。……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精英已经成了另外一种人，截然不同于那些从任何合乎情理的观点看都是文化精英的人物──敏感而有教养的人。在统治集团中，知识和权力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界人士即便与他们发生联系，那也不过是受雇于他们而非平起平坐。……18世纪时，即使在这块前哨殖民地也是有权势者追求学识，有知识者拥有权力。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饱尝了退步之苦。”米尔斯“论知识与权力”，转引自钱满素编：《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页303。

77 而制度创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如董仲舒所说的那样借助传统、“退而更化”。而且目光又不能仅注意本世纪近数十年来的“反传统”的所谓“传统”，而更应该注意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