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探讨选举社会的历史困境及其走向终结。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描述在选举社会中持久存在的，但仍属于传统范畴内的矛盾和困窘，特别指出一些使古代选举屡陷困境、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关键因素；而在后面的二章中，我们的主要关注不再是那些历史上一直起作用的旧因素，而是着眼于那些使选举社会不再能够摆脱困境，而是不得不走向终结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1905年科举之废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几近于无声无息，这与其漫长的历史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所达到的地位似乎殊不相称。1 此后直至八十年代，这一事件也一直不为国人所注意，2 在中国大陆，后半世纪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本非热门，专门研究科举废除的论文更属寥寥，目前仅有的几部较多地涉及到科举废除的研究专著都是在海外由西方学者完成的。其中有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1971年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以及同年玛丽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在法国出版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其中傅氏一书最接近我们的主题，但相当简略。

“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等级社会，并且主要是官、民两大等级，然而，自选举制度稳固地确立以来，这两大等级之间有了一种持续的上下流动，这种流动率在汉代就已相当可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尚须专门分析，而自唐，尤其宋以来，政权开放的范围更加扩大和稳定，以致我们已可以说，两汉及唐宋以来的传统等级社会是如此特殊的一种等级社会，其特殊性就在于等级之间是保持开放的、持续流动的；政治机会的相当平等（这类似于一种“权利的平等”）与政治地位的相当不平等（这类似于一种“状态的不平等”）同时并存。这种格局促成了王朝的稳定和统一，使处在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相当的表现机会，但其单一性和硬化性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深深困挠着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钱穆指出：“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但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录取名额亦不得不放宽，“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的大流弊。”3 钱穆认为唐以下是科举的社会，说“这一种社会的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基础，又无工商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向往平等之路前进。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那种平等性的社会，若范围较小，弊害亦可较轻，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劳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面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经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4 此可视为是一种依据效率原则对一般的社会平等进行的批评，明末清初大儒如顾亭林、王夫之等亦多有类似意见，中国自宋以后实际上就已经变得相当文弱了。

　　以上意见也可视为是立足于国家实力的立场立论，这种国家实力的强弱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在遇到外患时凸现，但历史上的外患一直都不是全方位的挑战，军事征服者往往迅速在文化上被征服，或者说被吸引，而他们所带来的一种清峻豪放的生气也注入到了这一文化之中，延续乃至加强了这一文化的活力，从而在文化乃至于种族上走了一条融汇之路，华夏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则一直保持不变。但近代以来所发生的社会激荡却远非中土在历史上所遇到的挑战所能相比，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多年，中国始则被迫卷入、继则自愿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追求富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与西方等其他文明的冲突、摩擦也远未结束，甚至能否顺利磨合或者如何磨合也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现在想不从国家社会、力量效率的角度进行批评，而是转而从个人生活、人们各展其才、能否满意遂愿的角度观察选举社会的困境。由此观察，不论从古代选举发展的总趋势而言，还是从其在一个王朝内的发展趋势而言，它似乎都有一种越来越累人的倾向，平均而论，士子在它上面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多，消耗的生命越来越长，然而却还是越来越难于中式，以致常常使相当多也相当聪明的一部分人不能尽早结束这一始业，不得不把自己青壮年最宝贵的年华殚心竭力于并不实用的应试诗文之上，而不能在其他可能于自己较有益，自己也更情愿的方面——例如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广博艰深的学术研究、建功立业的政治活动等——求得发展。有许多士子连考许多次都不能考中，或考中已是精力衰竭之时，如宋代刘南甫是一个由江西吉州府三次赴京应试的举人，他曾对他的友人欧阳守道说过：“科举累我久，人生得婆娑林谷，贮满腹书足矣，何用他求？”刘南甫终于在1238年成进士，但赴官未几即去世。5

　　这里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有一个对自己才能性质和大小的估计问题，但也还有似为“命运”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因而一些相当有才者也不例外地科场蹭蹬、难得科名，如唐代李翱、李商隐、沈亚之考了五、六次以后才进士及第，钱起也曾下第，沈千运屡试不第，五十多岁还没有功名，晚唐几位诗人像吴融、郑谷竟考了一、二十年，还有如徐夤考了十七年，黄滔考了二十三年，孟棨考了三十多年，刘得仁也考了三十年，竟没有成名而死，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也是考了三十年，曹松考了一辈子，到七十多岁了，才因年老而特放及第。韩愈于贞元二年（786）年19岁时至长安应进士试，至贞元八年年25岁时方登进士第，又应博学宏词试数年，一直未能考中，不得已到贞元十一年只好离开京都，他的“上宰相书”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6 清代如张謇也经历了三十五年方成进士，他参加考试数十次，一生仅在考场里就呆了一百八十天。7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科举累人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什么看似不可解的“命运”的偶然性会越来越起作用呢？在这后面是否还有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因素呢？我们就会发现，“累人”可能又还是由于“人累”，8 正是人们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鱼龙混杂地奔赴考场，就不能不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犹如投筹一般的“命运”。

　　朱子有一段话说∶“非是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为文以应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也？”9

　　朱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对待科举的态度，即如果“得失置之度外”，则不会为其所累，而如果患得患失，就会为其所累，即累的是“人心”，然而，我们想，“人累科举”还可以引申来进一步说明科举之所以累人的客观原因，10 我们可以先看几位西方学者对晚清，也就是说对科举最累人时期的观察。

　　苏珊·琼斯（S. Jones）与菲利普·库恩（P. Kuhn）认为∶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看来中国那时已在经历着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是教育制度是专门用来培养公职人员的；二是价值体系往往阻止有文化的人才从事其他事业；三是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相应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不变，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而教育的发展甚至使科举竞争更为激烈，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增加，也越来越规范化。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是增加了，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是每况愈下的。11

　　摩尔（Ｂ·Moore）也认为∶早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骚乱的难题，在这方面，著名的科举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皇帝正是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僚，联合官僚一齐与贵族进行斗争。另外可以肯定，儒生和官员这两群人是互相重叠的，但还不能说是完全同一的，至少有一批富有的地主没有丝毫的文化知识，而一批有一定学识的人却无地产。在研究中国时，我们需知晓地产、知识所有者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一切是通过家族、或更确切地说是父系血统的途径联系起来的。在理论上，官僚阶层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卑贱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做官。但由于缺少普遍的大众教育体制，学生进行长期艰苦的学习就必须要以家族的富裕为后盾。有时，有钱人家的孩子并不聪明，这反倒为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提供了从事学术事业的前景。因此，政权和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官僚构成，而不是土地本身，提供了最大的物质奖励。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规定，富裕的家族不消几代，就能把财富平分得一干二净，以致变成赤贫。防止家道中衰的主要办法是把有知识有才干的子弟送到官僚机构中，在地主阶级看来，只要家族中的某些成员或聪明的年轻人能取得一定的学位，儒家教义和科举制度就可以使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及脱离体力劳动的行为合法化。然而，科举制度有使官僚过剩的趋势，尤其是在王朝末期，在官僚体制的底层，存在大批的候补官员，他们应划为掌权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过渡集团。这批人是否应被当作一般的贵族，这一问题在专业研究者中颇有歧见，他们处于特权阶梯最底层的窘境，使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日本的低级武士。12

　　从理论上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多越好，面越广越好，如此从国家的角度，才越有可能选拔到最好、最优秀的人才；而从社会的角度也是与试者越多，机会越广大，才越有可能使“野无遗贤”，使个人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但是，一个国家、尤其一个象中国那样古典形态的“国家”所需的官员又非常之少，13 这样，在门里与门外，入口与出口之间就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选举制度就要承受越来越多的报考者的压力。印刷术的发达，文化教育的扩展不断使甚至穷乡僻壤的子弟也有了报考的可能，而另一方面，生存的压力，官府特权的压迫又不断迫使普通平民试图通过求富贵来“保身家”，14 尤其在一个朝代晚期人口压力加重，生计日蹙，“四民皆溢”的情况下，应科举就成为不仅是一条出人头地之路，而且是一条逃离冻馁死亡的生路了。何况，获得功名之后的美妙前程，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所以，不仅确有文学与政治才华的人，会想走这条路，各种素质，各种才能的人也都会挤上这条路，包括一些具有冒险气质，投机心理乃至痞子性格的人，舞弊现象就可能越来越严重，而使整个士人队伍都降低人格，接受不仅非士子，甚至非人的待遇（如搜身、臭号等）。考试内容的越来越程式化，以及它不能不带有的如掣签般的各种偶然性，使各种品行颇卑，才能颇低者，尤其是一些除八股外不再知其他的学究也能够得中，若干年后，这些人可能又再充考官，文风、士风就渐渐产生某些变异而日趋于下。

　　所以，选举不仅为人口数量所累，遭受巨大的总人口增加的绝对压力和报考人数比重增加的相对压力；选举还为人的素质所累，它本来是一种选拔少数人的精英性质的活动，却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世俗化”，虽然常有英才出于其间，但中才、乃至庸才在考生和考官之间的反复循环，却越来越有可能使大量平庸之人、迂腐之人、苟且之人、投机之人获隽，因为他们实在是人太多了。

　　由此，我们将抽绎出一些用来在后面进行分析的范畴，首先是“人累”，而“人累”又被区分为“量累”与“质累”。“量累”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所形成的对选举制度的“绝对压力”；一是由应考者人数的比重增加所形成的对选举制度的“相对压力”。而“质累”也可分为两个方面∶即一是才能之异所造成的“质累”，一是由品质之异所造成的“质累”。我们当然不会认定这就是导致古代选举陷入困境的或唯一重要的原因，但它至少是一个一向被人忽视的关键因素。

　　或说何种制度之起不是由人所创，何种制度之衰又不是为人所累？这样，说“人累”不等于什么也没说？然而此处所说“人累”却有其特定涵义，是与古代中国的选举本身的性质有关，古代选举本质上是一种选拔少数精英，使他们居于社会政治高位的制度结构，它所要求的人才是才智与道德水平须相当地高于社会水平线的人才，他们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事实上都是少数，因此它不同于那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制度活动（如经济活动、大众民主），相反，它必须始终保证某种优质少量才能顺利运作。因此，对于古代选举来说，有时仅仅数量的某些变化就有可能使其受到拖累，乃至于陷入困境。

人之量累

　　我们可以先由以下一些统计数字约略观察到人口增长对古代选举客观上构成的一种“绝对压力”。察举时代两汉岁举孝廉的统计数字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见表一15）虽系推算估计，不可能完全精确，但还是大致反映了当时情况，两汉多数情况下是每二十万人岁举一人，且无公开，自下而上的自由报考，故奔竞之风还是受到相当的约束，人口的压力要比选举时代为轻，但是，在一个朝代内，每年所举的人数是基本持平的，而人口在王朝晚期显然要比在王朝早期增加许多，因而就还是不能不对选举形成某种压力，尤其在君主有时逞其喜好，打破常规的时候。

表一 两汉岁举孝廉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略）

再看科举时代的情况。由于其他科目以及举人以下功名的数字难于取得，我们仅看历朝录取进士的情况∶

表二 科举时代历朝年平均录取进士数20（略）

　　由表二可看出，唐代科举尚承魏晋南北朝贵族之风，进士远比后世少而贵，在两宋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录取进士数大为增加，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明代则减少，而清代略增，但清代中叶以后，人口已比明代、比宋代增加了数倍。

表三 科举时代历朝录取进士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23（略）

　　我们看表三几个具体年份录取进士数占当时总人口的比重。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至宋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取士全然不问门第，且数量较大，士大夫多出草野，贵族世家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就渐转成一个完全的选举社会了。然而，由此所造成的对社会的搅动、人口的递增及普遍期望值的提高，反过来又加重了对选举本身的压力。 人之存在是一最确凿的事实。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吃饭、穿衣、居住、行走、活动，而且他还要追求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幸福。24 马尔萨斯不过是在他的时代里注意了一个最明白却又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事实，并估量了这一事实将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却未曾不是出于悲天悯人之心。其指出的常常令今人觉得不快甚至毛骨耸然的自然出路（战争、瘟疫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历史客观事实的描述，而并不是要作为救治之方推荐给统治者来实行。而这种人出生长大之后客观的自然强制的解决办法，今天看来似已可以用人类事先主观有意的补救（如计划生育）来替代。马尔萨斯当时还没有料到日后工业革命的规模和计划生育的技术水平，但他提出的问题从长远来说仍然有效∶相对于人类来说，资源可能总是显得不足；或者反过来说，相对于资源来说，人类可能总是显得过多，如果人类还是现在这样集中注意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的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其主导价值系统内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主张“慎终追远”，尊敬祖先，孝顺父母，而又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提倡多子多福，另一方面，它又不以生产力迅猛发展与财富的大量增加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这样，迅速增长的人口与相对萎缩的生业的矛盾就相当突出，而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反复循环也与此大有关系。25

　　人口因素首先影响到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生活水平。傅筑先认为∶人口压力使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土地公有变为“计口授田”的井田制，然后又使授田与休耕的井田制亦不再可能。26 为了应付人口压力，中国历史上后期的地产实际上划分得越来越小，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27 农业生产也日趋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然而，即便加上如洪亮吉（1746-1809）所谓“水旱疾疫”之“天地调剂之法”，以及“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君相调剂之法”，也难于解决承平日久条件下人口剧增的难题，所以洪亮吉说其深为“治平之民虑也”。28洪亮吉说，按五十年以前物价计算，当时一人食力约可养十人，而“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29

　　人口压力造成的生计压迫使人纷纷弃农而从事他业乃至无业，晚明何良俊（约公元1524-1573）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在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遂末之人尚少，今在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30

　　以上洪、何所言数字或不很精确，但这一趋势却是确凿无疑的。如果说高官富贵之诱惑，尚因其隔如天堑等各种原因，最初尚不易真正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动机的话，生存下去还是坐以待毙的压力却可以使人们走向一切可以自救自存的出路，而在这些出路中，科举无疑又是最具吸引力的。所以，凡是略微能学、能文的，都有可能蜂涌走上此途。顾亭林曾说明末五十万生员中，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身家”而已，因为考上生员不仅可以免死、免役，还可以免去一些官府的压迫和欺凌。而如此大量涌入科举一途的结果就使科举发生了性质上的某些变异，人口的压力就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往往受到重视），也将影响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水准（这往往不易为人注意）。物质资源的匮乏最终也影响到精神资源的贫困。总之，由于生计的逼迫，人口的剧增不仅会加重对选举的绝对压力，也会同时加剧对选举的相对压力，不仅使报考人的绝对人数、也使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

　　由于选举就是由下举上，客观上是一条功名荣耀、富贵利禄之途，所以它总是保持着对广大社会的巨大吸引力，如汉文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31 而后至武帝时，窦太后崩后，“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32

　　有时上之所好更加剧了下之奔竞，如西汉末王莽掌政时的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33 又如东汉灵帝时，“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34 再如唐武后时，“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35

　　学术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循吏的教化，客观上也使更多的人向往和走向此途的一个更为持久的因素。例如：“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6 西汉时循吏、蜀郡太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37

　　人口对选举的相对压力因时间、地域的差异呈现不平衡的状况，总的说，是战乱甫平，王朝初建时压力很轻，朝廷有时甚至采取措施不惜降低标准，提高出身之任官标准来吸引人们，而当承平日久，人口蕃生，压力越来越大就改而立严标准。如《晋书》卷七十八《孔坦传》载：“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剌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又《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载：“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甚多，亦颇加简汰。”《宋史》“周必大传”中也记载：曾任左丞相的周必大说：“大抵创业之初，入仕之途寡则阙员为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众而官始冗矣。……流弊及今，抑又甚焉。鱼贯於都门，至於铨曹守选之人殆过二千，率数十而竞一阙，五、六岁而俟一官，士而至此亦可谓淹滞失职矣。”

　　贾志扬（John Chaffee）根据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指出：宋参加各州检定考试的考生人数在十一世纪初期约为20000至30000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参加1099、1102、1105这几年考试的人数已达79000人。到十三世纪中叶，光是中国南部（即南宋）的考生大概就已达400000万人以上。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把州试的法定配额比率从1009年的5/10降到1275年的1/200。再以南宋时期出进士的一个主要地方，福建的福州府为例，1090年在3000名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的名额（1/75），而1207年在18000多名考生中仍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781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100），到1262年，考生增到7000多人，却仍然只有18个举人名额。统计还表明：读书人的人数相对于人口的其余部分也在增长着，而不仅是与宋代的人口同步增长而已。38 政府由此常常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例如，在公元1000年，它授予了1500多名各类学衔，其中409名为进士，所授学衔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年份为多。而两年以后则不得不紧缩名额，只授予了38名进士和186名诸科学衔，然而由此又引起严重骚乱。39 这样，随着宋朝的发展，官僚机构就越来越显得臃肿了，官员的人数日益超过可以获得的官位。40

　　在地域方面，则是文风愈盛的地方报考人愈多而学额就相形见少，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谕提及：四川之直隶茂州及所属保县，直隶松潘厅、宁远府之越隽卫等处，均属边侥地瘠，向学寥寥，而取进额数，茂州、保县各十二名，松潘、越隽各八名，人少额宽；至直隶资州、直隶眉州、直隶达州之新宁县等处，应考童生自七、八百至千余名不等，而取进额数，资州八名，眉州十名，新宁四名，人多额少，较之茂州等处，不无偏枯。湖南浏阳考文生员的童生通常为2000人，而学额仅12人，但在安乡考生虽刚过200人，学额却有15个。在河南南阳，十九世纪初每次有将近二千名考生竞争16个文生员和16个武生员学额。广东南海、番禺两县，道光十二年（1832）有考生二千名以上，而据说附近香山县还不足其半数。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举行的一次府试中，据说所属七县有二万五千名考生应试。道光十五年（1835），学政在广州主持一次院试，据说参加者达五千至六千人，而江苏苏州府举行的一次院试竟达约万名考生。41

　　清代决定生员录取的院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院试录取名额，顺治十五年定大府学为20名。大州、县学15名，小州、县学4-5名，后中、小官学名额有增加，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平均约为100∶1。太平天国前夕，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录取名额为25089名。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前夕，全国文生员约53万人、武生员约21万人，合计约7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道光22年户部统计数40230万）的0.18％。42 乡、会试三年一次（但有时增加恩科），全国乡试的举人名额，顺治二年为1428名，十七年为736名，康熙三十五年为988名，五十年为1223名，乾隆九年为1143名，嘉庆廿五年为1493名，道光十四年为1371名，咸丰元年为770名，同治元年为1566名，同治九年为615名，光绪七年减至1254名，光绪十一年又调至1521名，整个清代略有上升但变化不大。43 通过资格考试可参加乡试的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约为70∶1。清代会试中式无定额，每科以应试实在人数，并上三科中式人数，请旨钦定中额。据商衍鎏统计，清代会试共112科，录取人数26391名，平均每科取中236人，44 每次会试约有七、八千举人参加，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约为30∶1。张仲礼估计太平天国兴起前夕，全国举人总人数约为一万八千人，进士总人数近二千五百人，翰林则仅六百五十人。45

　　而当时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职位数据《清会典》可定为近二万七千人，其中二万是文官缺。

　　我们要注意，以上学额、举额、进士额及官员额虽主要是以晚清为据，但在整个清代都变化不大，增加不多，而清代的人口已由清初的不足一亿，46 迅速上升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超出二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超出三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约四亿三千万。47 所以，即便没有西方的侵入、清帝国也已陷入了某种危机，龚自珍在十九世纪初已经深切地感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

人之质累

　　如果说人口数量对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影响尚少为人注意，那么人口素质的影响就更不为今人所注意了，这其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受到了现代平等观念的强烈影响。古代选举本质上是一种选拔少数文化道德精英入仕的活动，所以，它如果要成功地运作，并持久平稳地运行，除了需找到合适并切实可行的录取标准，还有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要保持一个适当数量的报考者（侯选者）队伍，这个数量不宜太少以致于相当多的人才不能包括在其中，这个数量也不宜太多以至泥沙俱下而同样将使人才难于得中。在某种意义上，量累与质累是相互联系的，量累也将引起或加剧质累。人多加大了遴选传统社会所需人才的难度，而才低品卑考生的混入及其再为考官的辗转往复，更趋向于把古代选举拖入困境。

　　古代中国人对人的才能素质的差异持有相当坚定的信念。孔子并不轻许人为“上智”，同样，他也不轻贬人为“下愚”，但他还是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种种差别。48“在他心目中，人的天赋差异可能大致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 而“学而优则仕”就尤其是对中间一部分人的一种吸引了，虽然学成而官，学优而仕者还是只能是很少数。但一个社会文风兴衰的关键则系于这中间的阶层——系于他们追求什么，尤其是他们尊重什么。后来孟子的圣贤史观，董仲舒、王充的性分等级，49 荀悦、韩愈的“性三品”说，50 其说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来说或嫌粗糙，却都反映了古人对人之差异的一种持久共识。

　　人之才德的差异乃至遗传在科举考试中似也得到某种证实。潘光旦指出∶清代共举行过会殿试112科，共得巍科人物约560人（指一甲三名及二甲第一名以及会元，其中有重复者。），这560人，据他调查所及，已经可以指明至少有42%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即属于同一个庞大的血缘网，尽管他们表面上是属于张王李赵等许多不同的家世，而分散在全国的各地，底子里在血缘上却息息相通，只是一个脉络。51 应当说，科举取士还是把质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虽时有侥幸，但取中的大多数还是人才。但是，由于人潮汹涌及考试过程中难免的种种偶然因素，仍有相当一些迂腐、平庸之人得以羼入。他们在试前囿于见识，主要以坊刻时文为学，所以，坊刻时文在宋代实际上就早已泛滥过一圈。52 这些人侥幸得第，其学即已告终，不再求进学，故除一点时文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其它经史子籍几一概不知，且再以此去录取新的同类，就象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写的暮年登第，后做过学道、国子监司业的周进，以及不知苏轼为谁，但也做到学道的范进等，皆此类也。而这些人尚称是平庸的老实人，更有才能平平而品质卑下者亦混迹其间。《儒林外史》对科举及儒林的讽剌，实际上主要是对科举之流弊，儒林之世俗化的讽剌，而一种制度，那怕是一种再具精英性的制度，实行一久，与者一多，也难逃在某种程度上世俗化的命运。

　　古代选举所欲选拔者不只是有才者，而且是有一定道德品行的有才者，如此才可加强对缺乏外在权力制衡的官员阶层的一种内在约束。所以，不仅察举时代重品行，科举时代到王安石改革时也是想以考经义扭转以往考诗赋的文人浮薄之习，此正如阮元所言∶“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者，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劳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习者惟程朱之说，少时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宁、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53

　　但是，由于选举本身也是一功名利禄之途，且为客观公平计，又要以文取人（虽是经义文），要想防止品行不端者混入就颇为困难，尤其是那些善于揣摩，具有一定为文才能的追名逐利者，就更不易防范。而社会上确实不乏此类追名逐利者。还在相对封闭的察举时代，此种苟且钻营之风就已大炽，晋刘毅曾上疏批评九品中正制下的钻营之风说∶“公无考校之负，私无攻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54

　　武后载初元年（689），薛谦光亦上疏批评说∶“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故选曹授职，喧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谤议纷纭，寝成风俗。”55

　　唐代每年科目甚多，但进士科甚狭，岁贡八、九百人仅取二、三十，但考试不糊名誊录，也不专以考场试文定录取，应试举子可编选己作，写成卷轴，考试前送呈当时社会、政治、文坛上有地位者，请他们向主司推荐，此卷即为“行卷”。这本来是一件兼顾考生平时学问水平的好事，由此也确实选中了一批才华横溢者，但是，久而久之，一些品行低下，或品行才华均低下而又热衷名利者不惜滥投行卷，广托公卿，一时“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56 江陵项氏描述当时风俗之弊说∶“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设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57 乃至有些人窃人旧文以为自己的“行卷”，借此招摇撞骗，甚至当场被人逮住也面不改色。58 如此风气，无怪乎洁身自好与恃才自傲者不愿与之为伍，59 而本来一种可结合士子平时水平与考场成绩的好办法，在此风冲击下遂不能不渐趋废止，而走向完全的以三场试文为定的制度。

　　改试经义后，此类钻营者仍屡见不鲜，有的乃至辗转于对立的朝廷与农民政权之间。以求一逞，如“张申伯为咸丰时之廪生，文誉颇著。咸、同间，苏常州县相继失陷於粤寇，张避世乡居。时洪秀全开科取士，张为侪辈所推举，改名诸维星，至金陵，入场。题为‘平定江南文’，仿制艺体，张作颇雄壮，拔置解元，……张於粤寇平后，思复应秋试。苏人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应试之非己志。既而乡试，亦擢高第。”60 而许多品行、文才均不佳者，更是或托关节、或以怀挟，使科场风气趋于卑下，士子尊严遭到屈辱，因为，即便是很少数人的作弊，也将使所有考生都不得不蒙受搜身等严格防范措施的羞辱。

　　因此，真正的德行高洁之士不能不为此感到痛心，并严厉批评这种流风颓俗。明末清初，曾受业于刘宗周等大儒，同时也是农学家的张屐祥在为塾师时，敦敦告诫子弟勿陷入流俗，他说∶“大凡为学，先须立志。……立志之道，先须辨别何者上等人所为，何者是下等人所为，我愿学者，是何等样人；我所不屑为者，是何等样人。……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学，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为无志，民斯为下而已。”他并引刘宗周言“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说此念最真，可每日反省。“人若甘于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达而上也，何所不至？”他认为：人各有业，农有畎亩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贾有市肆车牛之事。而废业游手，必入于不肖。士为四民之首，则有学业。既然整衣冠、挟书册、号为民首之人，就当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处不愧为士君子，出不愧为士大夫，使人敬而爱之。若不自己爱惜，荒废本业，乃至寡廉鲜耻，决裂名教，逐蝇头之利，工市侩之术，反不若胼手胝足，为质朴之农夫，以没其齿矣。今世极多游民，是以风俗日恶，民生是蹙。虽其业在四民者，莫不中几分惰游之习，而士益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究其为害，更甚于游民。原其病根，只是不勤于学，无上达之志，而甘下流之趋。而所救还是在学。士须知此身除却学问，更无一事可为。此生自小至老，忧乐穷达，无非学问之日，应委心矢志，以求无负此“读书人”三字。他批评当时“取士者以诗赋，请谒者以文辞，而务本力穑之事荡如矣。相沿至于今日，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畏不奢，不畏不义；”指出读书人应当“与其文而为不仁，孰若朴而以仁存心；与其奢而为不义，孰若俭而以义律己。”总之，凡人既读书，须实作个读书人，有读书人之容貌，有读书人之言语，有读书人之行事，凡事以心术为本。61 由此可见出明末“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的世风以及真儒达士的志向。

传统的批评与改革意见

　　历代对选举制度的传统范围内的批评，锋芒主要是针对选举的流弊而非选举本身，因而改革的意见也就主要是改良而并不导向废除。

　　东汉左雄于阳嘉元年（132年）进行了察举时代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一是规定郡国所举孝廉必须在年龄四十岁以上；一是要求诸生、文吏先得通过分别的考试才能被举。这些措施正是针对少年躁进、庸妄干请、量质皆累的流弊的，此正如马端临所言∶东汉初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于是人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谬之法矣。”62 所以，左雄任尚书行新制期间，“天下不敢妄选”，牧守“莫敢轻举”，在一段时间里，相当有效地揭制了奔竞之风。

　　如前所述，科举至武后时，人多已“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63 至中、晚唐，猥琐士人奔竞觅举之风日烈，庸愚咸集，取士更滥，大中十年（856年），中书门下奏权停三年，上果从之。

　　但暂停一类措施只是权宜之计。杜佑曾探讨选举弊病的根本原因说∶“缅徵往昔，论选举者，无代无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员’，或云‘等级太多，患在速进’，或云‘守宰之职，所择殊轻’，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究所失之由。”那么，究竟什么是选举各种阙失的根源呢？

　　杜佑认为主要还是人太多了：“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徵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择审，必获器能。自兹厥后，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於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而改革之要，则在最终使士与民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即士寡民众：“凡为国之本，资乎人氓；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64

　　宋代取士名目虽少，而额数却大增，其最盛一朝大概是北宋仁宗一朝，四十一年里共取进士4570人，平均每次考试取351人，最高一次取538人。南宋每科取人亦不少。至朱熹（1130-1200）时，人累已很明显，朱子有关科举的议论多是针对此，他回顾北宋之初的情况说∶当时张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等出来举送去，只一二人。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什么，真所谓游手！这样的人一旦得了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又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贼盗自处，动不动便闹事，以相迫胁，非贼盗而何？这个治之无他，只是严格挟书传义之禁，不许继烛，少间自淘汰了一半。不是秀才的人，他亦自不敢来，虽无淘汰之名，而有其实。又说有人至论要恢复乡举里选，并说须是歇二十年才行，说得也是。朱子一方面说科举种子不好，说试官也是这般人；但另一方面又说：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虽有良有司，亦无如之何。亦即此法弊也是积弊，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于改变的。他提出的改革是：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但既然今不能行，只能就科举法做些变通，如为了使天下士子通五经大义，可一举试春秋，一举试三礼，一举试易、诗、书，禁怀挟。出题目，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属。更重要的是要开辟一些其他科目取人。65 另外，欲革奔竞之弊，还须平均诸州解额，减少太学之额。66 总之，朱子主张严加淘汰，适当限额，以保证科举作为一种选拔英才的制度的顺利运行。

　　顾亭林对科举的意见我们前面已引其批评时文的言论，下面再着重察看一下他对人多谬滥的批评及改革办法。他说当时约五十万生员中有三十五万只是“保身家”而已，而并非有学问之秀才。然而，科举并不是保身恤平之途，而是选拔英才、立功建业之途。67 “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途也；收俊乂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相悖也，一之则敝矣。”他主张废天下生员，然而：“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员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於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之限额，略仿唐人郡县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然则天下之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他又说：“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渐以正矣。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68 他并指出：“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丘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以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69

　　顾亭林并远承左雄等人意见，主张限年，70 他还同意欧阳修逐场淘汰的意见，批评北宋初年取人太多，用人太骤、太显，为后世开了坏的先例。71

　　其后又有袁枚亦言：“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夫！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72

　　然而，这人累又是一种时累。人弊又是一种时弊，一种流弊。邓之诚于1934年写道：“三代取士之经，出於乡举里选。至汉三途而一变，至六朝九品而再变，至隋唐科举而三变，皆承其敝而变者也。实则试言试行皆试也，特变其所试之法。世安有不敝之法哉。科举历时独久，弊亦最著。防弊之法，监守巡察糊名謄录磨勘回避，且严刑峻法以临之，不可谓疏，而弊则益随之滋长。诋科举者，至目为探筹，宜若可废而不废者，其法专壹，足以一天下趋向，骤无以相易故也。……二十年来，进用者不必试，试者不必得，生徒学成而无所职者日多，於是一世又争颂考试之利，且有以广其科目为说者，是则法亦何常之有。” 73 几乎任何现实地存在过的制度差不多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其产生和存在常常是因为其始利多弊少，但随着时光流转，积累的弊害就可能与日俱增，乃至于超过其利，本身由利器变成累赘。74

　　批评断代史而主张会通，主张以一种综合，长远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宋人郑樵，深深感叹过儒道与选举结合之后而必然世俗化的衰落∶“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75 而明人宋应星既认识到科举时弊，又指出其延续了如此之久的生命力说∶“从古取士进身之法，势重则反，时久必更。两汉方正贤良，魏晋九品中正，唐宋博学弘词、明经、诗赋诸科，最久者百年而止矣。垂三百年，归重科举一途而不变者，则惟我朝。”76 毕竟，在克服了种种弊病和做了若干调整之后，古代选举延续了二千多年，科举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乃至于八股取士也延续了近五百年，说明它们自身确有一种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从一种社会结构自身而言，其褒之可说“气运”，贬之则曰“停滞”的持久延续，不正是它生命力的一个证明？当今有多少制度敢以千年、乃至以百年论其生死兴衰呢？

　　古人甚明时累之理，旦知此势常有人难以一下扭转处，所以朱子一面批评读书种子、试官不好，一面又说这是法弊、积弊“良有司”一时也“无如何”。人累科举，但又几可说不能不累，人性之自我关怀，人情之均欲向上可以说是人情所难免，所以此种奔竞又可说是情有可原。于是，一种“进取归一律”的上升之途就不能不承受某种人累的负担，它可以裁抑却无法杜绝人之奔竞。所以，恰如其分地承认“人累”，承认“时累”又是必要的，不能幻想有一种十全十美并永久存在的制度，人类许多制度及社会形态的存在可以说其始兴也自然，其终败也自然，其中含有一种深刻的自然合理性。

　　以上批评主要是改革性的意见，而在这种种批评之后，我们还可以不时听到一种虽不激昂，却很顽强的声音存在，这就是对于门第、贵族社会的某种追思缅怀，这种追思且并非总出自高官贵胄之子弟，而也常出自贫寒沉落之大才。如前述晚清之贡生，一位生活贫困、英才早逝的杰出学者沈尧（子敦）就曾在与张渊甫书中说∶“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尚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则士大夫皆出草野，议论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於亲亲之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尊意谓宗子可无爵，鄙意窃不谓然，既无爵安用宗子？既为宗子安可无爵？明代士人议论自谓极精者，皆求之古而绝不然者也，其故由全不讲贵贵二字耳。”77 又说∶“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光，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事虽异古，而杂流不得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户给绢而无实，至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於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78 这或对宋明以来人之经商之趋势估计过重，且“士之子恒为士”会影响到从他业者也恒为他业，从而使从他业的人才，对改业上升“断路”乃至“断念”。然而，在使之全然“断念”，懵然不知己才还是使之有念却不能上升，明知自己有才却又不能施展两者之间，那一个更为痛苦、更为不幸尚难论定。79 无论如何，上述批评都还是基于一种天道循环的乃至“向后看”的时间观，而当西方大规模的冲击日趋明显与激烈之后，就渐渐引入了一种新的时间观，亦即一种单线的、进步的、一切“向前看”的时间观了，从而也就难再有此类追思。

　　总之，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一直遭受着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遭受着人的素质所带来的趋下变异之苦，它所采取的的对策主要是：一是不断地加长“走廊”，亦即增加功名的层次，增加考试的次数；汉代被察举者可以从乡间直登朝廷，唐宋科举层次也还算少，而明清却得经县、府、院三试才仅能入学，又须参加科试才能应乡试，乡试中举后才能应会试，会试中后才能应殿试，此外还有秀才的岁考，举人的复试，进士的朝考等等名目繁多的考试；二是立严录取的标准，考试内容的限制越来越严，自由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在传统政治的格局下，科举名额有一个很难逾越的限度，因为传统政治并不需要那么多官员，原有的官场已经臃肿，扩大名额往往只会近一步加剧百姓的负担，并激起另一轮竞争的浪潮，而不扩大名额又将使人才压抑，“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80

　　这就是选举社会所内在地具有的一个深刻的、难解的矛盾，这一难解的矛盾常常使社会陷入困境，对这种困境的解决办法有时是靠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即客观上通过战乱、通过改朝换代来得到大的缓解。战乱使人口大大减少，并有鉴于战乱中官员首当其冲，“世家先亡”、“大家先覆”，人们期望值降低，经济压力也减轻，应试者人数比例也会相应减少，然而，当时光流逝，和平持续，生息繁衍，选举可能又会陷入另一轮困境。只是中国在未遇西方前，尚能一次次走出这一困境而已。

注 释

　　1 科举之废究竟定于何年为妥？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下年“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若从事实言，前此一年（1904）举行的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最后一次会试，前此二年（1903）举行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就成为最后一次乡试，但当时人并不知此，故我们似不宜以1904或1903年为定。而若从上谕宣布所要废者而言，则对象是预定下年（1906）的乡试及嗣后的会试，以及各省岁、科考试，但这只是指一个开始的年份，因1905年本非举行乡、会试之年，并且，正象前面一样，对于错开年份举行的科举乡、会试，究竟以乡试还是以会试为准亦难确定，且此后亦非所有科举系统的考试全部废止，为旧学寒儒筹设出路的优贡、拔贡等考试照旧举行，且又新辟了给予留学生以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的考试。所以，我们选择以清廷决定并宣布废除科举的1905年为科举废除之年。

　　2 笔者仅见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有叙述科举之废的专章。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再版，页48-49。

　　4 钱穆：《国史新论》，1966年第3版，大中国印刷厂承印，页24。

　　5 转引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10。

　　6 转引自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334-6。

　　7 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也写道：“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见《收获》1994第4期，页136。

　　8 如曾丰在《缘督集》“答任子厚秀才序”中说：“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碌碌，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

　　9 转引自《清会典事例》卷389，《礼部·学校·训士规条、考试规条》乾隆五年“训饬士子文”。

　　10 从后面朱子对宋代科举的批评也可看出：在客观原因方面，他也认为科举的主要症结是人累。

　　11 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16-117，页120-121。

　　12 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页130、136、142、175。

　　13 近人常批评传统中国未脱宗法形态，“国不象国”，一般老百姓很少感觉到政府的存在，终其一生可能都未见过官，一个人可能旅行数千里遇不到一个类似现代“警察”的官员。

　　14 顾亭林认为，生员70％是为了保身家，见其“生员论”。

　　15 根据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页102表并补充页105有关人口资料而成，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时人口。

　　17 永元年间（公元89-105）的新规定主要是增加边疆地区的名额。

　　18 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列汉章帝时人口。

　　19 据上书汉顺帝时人口。

　　20 表中进士数是根据黄光亮博士论文《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的各朝统计数，台北：1974年8月打印本。因朝代更迭频繁、短暂，未列五代，另外，萧源锦《状元史话》中的统计数约有不同，可以参考，他统计的历朝进士数是：唐6637（缺一榜）、五代十国635（缺三榜）、宋42548（缺二榜）、辽2555、金1916（缺二十二榜）、元1135、明24610、清26699，总计是106855人，参见《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页57。

　　21 元代因停科举多年，故平均数较少。

　　22 何炳棣的统计是24594人，比这略多。又何炳棣统计明会试共85次，每次平均录取288人，每年平均录取90人；清会试共112次，每次平均录取239人，每年平均取100人。参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be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页189。

　　23 以上人口数是根据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提供的几个户口统计数字选择而定，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317-318，何炳棣认为后两数字较为可靠。录取进士数是根据《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及《明清进士题名录》，其中元、明两个进士数因当年未开科，时间上有些错动。

　　24 这不仅是今天人所共认的权利，也为古人所承认，虽然古人也注意人之差别。

　　25 如本世纪初有人撰文指出：“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国之乱，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观中国自古代以来，其户之数，大抵以五六千万为极盛。汉平帝时，户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为西汉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王莽赤眉之乱。东汉桓帝时，户口五千六万六千有奇，为东汉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黄巾董卓及三国之乱。隋文帝时，户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为隋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隋末群雄之乱。唐天宝时，户口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为唐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唐末群雄之乱。宋大观时，户口四千三百八十一万有奇，为北宋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女真之乱。明万历时，户口六千六十九万，为明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张李之乱。岂非大乱之生，皆由于人民之过庶哉？及观大乱既平之后，即光武中元时，户口仅二千一百万七千有奇，晋武帝时，户口仅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有奇，唐高宗时，户口仅三百八十万，唐元和时，户口仅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宋淳熙时，户口仅一千二百万有奇，国朝顺治九年，户口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五十人，以统计之学言之，则昔之养给数人者，今仅为养给一人之用，焉有不家给户足者哉？”原载1904年5月25日的《警钟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1904年6月）转载。又参见罗尔纲对太平天国人口压力的分析，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八卷一期“太平天国前的人口压迫”。汪士铎1855-1856年的《乙丙日记》中也认为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带来动乱与人口质量下降，也招致外国侵略，他主张晚婚、少育，限婚配，甚至溺婴等。

　　26 傅筑先∶“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7 李文治把这视作“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参见其《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第一篇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8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治平篇”。

　　29 同上，“生计篇”。

　　3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31 《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六》。

　　32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33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34 《后汉书·蔡邕传》。

　　35 《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

　　36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37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38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56-58。

　　39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载：“先是，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命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恕所取士甚少，以王曾为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复得甲科，时议称之。旧制，试经科复旧场第，始议进退。恕初试一场，即按通、不去留之。以是诸州举送官吏，皆被黜责，谴累者甚众。江南，恕乡里，所斥尤多。人用怨讟 ，竞为谣诵讥刺；或刻木像其首，涂血掷於庭；又缚韦为人，题恕姓名，列置衢路，过辄鞭之。”

　　40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4、76。但下面一点仍然给这位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与中国辽阔的幅员相比，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还是显得太小。宋朝的鼎盛时期统治着大约二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一亿多人口，却只有几万名官员和几十万名吏员，它就依靠这相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少得可怜的官吏，在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设法维持了相对的和平秩序。见页29-30。

　　41 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88-89。

　　42 前引书，页98-100。

　　43 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63。

　　44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153。人数比何炳棣统计略少。

　　45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124，页120。

　　46 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末万历中（1600）人口约为一亿五千万，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及流冠，死亡很多，清初户口数偏低，仅一千多万户，不能表示人口真相，但直至近百年后，人口方恢复到乾隆六年（1741）的较可靠数字∶一亿四千三百万，似可推断清初人口高于当时统计的户口数，但却不足一亿。

　　47 参见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台北1961。

　　48 这些差别固然不可能绝对孤立化，在一个人那里可能同时存在着“生知”“学知”乃至“困学”等种种因素，只是以某一个因素为主。即便一个天才也不可能不学，甚至有时是困而后学。而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即使困也不肯向学（原因可能既包括缺乏兴趣，又因为难以学成），而如果失去“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贵”的吸引，如果学而劣（乃至不学）也能仕、能贵、能富，亦即不学无困甚至有利，就可能连困而后学的一部分人也不会向学了。

　　49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又《实性》∶“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又王充《论衡·本性》∶“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

　　50 苟悦《申鉴·杂言下》∶“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韩愈《原性》∶“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51 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04-105。潘并引两位科学家的测验，说明人们的体格及智力差别都是两头小中间大。

　　52 岳珂《愧郯录》：“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凭，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特先朝盛时，多士辐集，而此风已于议者之口，驯至今日固无怪也。今此等书遍天下，……盖有不胜其禁且毁者。”载《笔记小说大观》册四，页378。

　　53 《研经室集》：“四书文话序”。

　　54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55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

　　56 《唐摭言》卷十二“自负”。

　　57 转引自《文献通考》“选举二”。

　　58 参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李秀才”条。

　　59 如李商隐∶《李义山文集》卷四∶“与陶进士书”∶“除凶书及凭倩作 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

　　60 徐珂编∶《清稗类钞》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730。

　　61 张履祥∶《初学备忘》。

　　62 《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七》。

　　63 《新唐书》“选举志下”。

　　64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455～6。

　　65 详细内容可参见《朱子大全》“文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一篇。

　　66 《朱子语类》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2692-2703。

　　67 《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

　　68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

　　69 《日知录集释》卷十七“中式额数”。

　　70 参见《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年齿”。

　　71 参见《日知录集释》卷十七“中式额数”、“出身授官”。

　　72 《小仓山房诗文集》“原士论”。

　　73 转引自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邓序”，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74 英国经济学家白哲特说：“整个文明史充满着那些最初十分珍贵而最后使人致命的主义和制度。”转引自[美]塞尔兹编：《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5。

　　75 郑樵∶《通志》“总序”。

　　76 《宋应星佚著四种·野议》，“进身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77 《落帆楼文集》卷八，外集二，“与张渊甫书”。

　　78 同上书，卷二十四，别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寿序”。

　　79 也许这是不可比的，或者说是同样的不幸，但前者可能更多地是在他人看来的一种客观不幸，后者则更多地是本人强烈感受到的主观痛苦。而沈尧在衰落的传统选举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不遇之痛苦，与在激烈动荡的二十世纪中纯粹学者所感受到的痛苦比较起来，可能又是小巫见大巫。

　　8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再版，页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