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国盛《追思自然》

陈蓉霞

自然辩证法事业在我国的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校中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开设。而经典的自然辩证法教课书一般都分为三大块来加以论述，这就是自然观、自然科学观以及科学方法论。所以，对于学习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人来说，我们都极为熟悉自然观，并将此看作是科学与哲学沟通的桥梁。

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自然科学登临历史舞台之后，我们所谓的自然观也就等同于科学家眼中的自然界，当然科学本身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于是，这幅自然图景也会随之作出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自然图景已被牢牢地定位在科学的视角之中，以至我们无法想象，在科学如此昌盛的今天，除去自然科学这一视角，我们还能从自然中看出些什么。故此，科学主义犹如一张大网，我们被套牢于其中以至一叶障目，其情形犹如井底之蛙。

所幸的是，在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我们还是能聆听到另一种声音的到来，吴国盛的论文集《追思自然》即表达了这一心声。作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的毕业生，吴国盛的大学教育可说是横跨天与地之间。毫无疑问，他曾经受过完整、严谨的自然科学的熏陶与训练，难怪他步出校门之际俨然一个血气方刚的科学主义者。以翻译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一书作为契机，吴国盛的思想轨迹就此发生了转折。近十余年来，他一直在致力于自然哲学的重建工作。说起自然哲学，我们难免会想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它在十九世纪的出现就像一出不成功的闹剧，在匆匆收场之后白白成为自然科学家心目中的笑柄。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只敢编织自然观之体系，却不敢奢谈自然哲学之宏业，惟恐在历史上再次留下笑柄。

然而，面对人类唇齿相依的伙伴棗自然，哲学难道只能拱手相让一事无成？吴国盛所致力于的重建自然哲学的事业，就是力图在科学的视角之处，重辟一个窗口，通过哲学的视角来贴近理解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如科学那样一心只在于为自然“祛魅”，肢解自然并使之成为人类利用、操纵的对象。

当今时代，哲学事业极不景气。人们的一个通常看法是哲学似乎无事可做。的确，在过去我们已习惯于哲学为政治服务，而今天又要求哲学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形势，哲学成了事后诸葛亮，这显然是对真正哲学精神的一种令人痛心的阉割。为什么哲学就不能关注自己的问题，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走呢？这是吴国盛对当前我国哲学事业亮出的黄牌警告。当然哲学事业的繁荣不能仅凭自然哲学的一枝独秀而取得全面发展。然而，通过自然哲学所作的工作，我们对哲学本身的使命想必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科学的边缘就是哲学的出发点，因为科学解决不了哲学问题，相反科学的基础问题倒是需要哲学去解决。对此，吴国盛利用他的专业优势，选择了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作为案例加以深入讨论和展开。吴国盛认为，宇宙论的二律背反（有限无限问题）根源于宇宙概念本身，即它既作为认识“对象”又作为存在“总体”的这种概念的二重性，比如现代宇宙学基于黎曼几何和内禀空间概念，它只取了宇宙作为认识对象这种空间性意义，而忽略了宇宙作为“存在总体”这种时间性意义，因而是片面的。这就说明，在解决宇宙图景这类哲学问题时，自然科学插不上手使不上劲。这就为哲学的思辨留下了一片广泛的疆域。

自然的图象说是吴国盛对于牛顿时代自然概念的一种深刻点评。按照胡塞尔的说法，由伽利略所开创的近代物理学的本质即在于“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并只有按照公式才能解释这一自然。”（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3页）自然被剥夺了其背后的原初意义，只剩下可用数学加以刻画的特性，而人只是这个“巨大数学体系的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但事实上人又是这幅图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人与这幅由人所构造的图像就组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正如卞之琳的一首小诗所描述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而且这幅图像还被看作是世界的本体，这就又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要突破这种由自然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思维定势，就必须从超越自然科学开始，于是，自然哲学也就呼之欲出。

自然哲学无须科学作为中界，直接面对自然，故此首先需对自然概念作追本溯源的考察。现代欧洲语言的“自然”（Nature）一词有两种含义，第一指自然物的集合，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界”，第二指“本性，”这正是汉语中“自然”作为形容词时的根本含义。在古希腊“自然”一词中同时有“本性”“生长”二种含义，因为再也没有比生命的诞生、成长更为自然的事了，“玫瑰花开，因为它开花。”然而，到了近代，自然的词义却发生了转折，它主要指“自然事物的总和”。这种词义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一个重大观念转变：在现代思想中，“自然物”取代了“自然”的位置。正是着眼于这一变化，吴国盛在本书“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中对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欲突出“自然”更古老原始的含义棗本性。在希腊自然哲学中，“自然”尚有生长、诞生这一古老、原初的意义，但希腊哲学家同时还在追问“自然”之“本原”是什么？是水？火？气？土？当自然的含义从生长转向本原之际，这正是对象性思维出现的滥觞，也是科学种子的最初播种。正如吴国盛所说：“知识论倾向已经漫延开来，人注定要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追思自然》第337页）基督教的中世纪强化上帝绝对创造的观念，自然永远是上帝的作品，其本性不含神性或自律性，上帝从外部控制和规定自然。于是，自我生长的本性不再属于自然。自然的词义开始向自然物棗这一惰性的存在棗过渡。以此作为铺垫，近代自然科学得以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现在人与自然的基本模式是：自然成了人的外在认识对象，同时也成了人借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支配对象。这正是近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的本质特征。

而自然仅是一个有规则和有秩序的物质体系。对于这样一种自然，数学方法是最为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数学方法就是为此而特地配制的一把钥匙。正如伽利略所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连一个字也读不懂。”于是，自然哲学的任务已不再是寻求本性或本原，而是透过科学家借助于数学方法所设定的窗口，与活生生的自然隔窗相望。当科学横亘于哲学与自然之间时，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已丧失存在的根据。

对此，吴国盛的一个精辟论点是“关于自然物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关于自然的哲学研究销声匿迹。”自然哲学的重建首先必须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即摆脱近代科学设定的框架，直接面向贴近活生生的自然。于是，“自然不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化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物；自然哲学也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追思自然》第11页）。

从某些科学大家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倒是可以窥见这种与自然的直接认同体验之感。以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来说，它的数学表达方式即是以洛伦滋变换来替换伽略变换，以满足电磁场方程的要求：光速不变。但这仅仅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一种外在描述，而爱因斯坦的研究起点却是从对时空问题的追问开始的。也可以说，对于前者，只需要相当的数学物理学训练，而对于后者，却需要一种哲学体验。在此意义上，终极的知识并不是依赖于一大堆经验材料的上升而成，这是科学的形而下的知识，而哲学的沉思则来源于人与本源、与自然的交换、默契，这是一种形而上的体验，而非知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他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批判、怀疑的最终根据只能是一种本源的体验与认同，一种宗教式的感情。爱因斯坦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依赖。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依赖既然是宗教的，那它自然就成了人的精神生活中最深层、最不可动摇的信仰。在此意义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是一种人为的设定，应予以抛弃，而对同时性的深刻追问正是狭义相对论的意义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在自然概念的重建过程中，吴国盛尤其看好生物学中的博物学传统，认为惟有它才可与近代科学的主流----数理实验传统相抗衡，而近代的自然概念直接渊源于后者。与数理科学重视可控制的实验设计、重视普遍规律的数学表达不同，博物学重视搜集历史材料、重视亲缘关系和比较分类。可见它更看重质而不是量，推重多样性而不是均一性，着力于把握内在的时间性（由进化之流所表述）而不是外在的空间性。

但问题在于，自哈维首创实验生理学、达尔文又将目的论彻底驱逐出生物学的神圣殿堂之后，现代生物学家正在以数理科学为楷模，奋起直追。正如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所指出的，“在如今的时代，放眼望去，认为世间万物都只不过是机率和毫厘不差的分子运动的，都几乎是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对此反倒心存戒备。而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的技术，行使上帝的功能，改变物种（甚至人类本身），从而抹平天然与人工的最后一道界限，则更是人们对现代生物学所寄予的厚望。其实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生物学中的博物学传统已经日趋式微，达尔文不愧是生物学领域中的牛顿，他不仅给予生物学一个统一的基础（所有的生命均来自于一个共同祖先），而且他还剥去了生命那神圣诗意的光辉，现在生命的多样性纯粹出自于偶然的变异和冷酷无情的自然选择，进化的动力对于生命来说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生命已成为一种自然物可任意加以裁剪，而不再是源自于“本性”的生长需要加以小心的呵护。

努力去贴近生命之源的仍是哲学家，如柏格森、涌现进化论的提倡者摩尔根以及以系统理论的创始而著名的贝塔朗菲等人。他们在具体的看法上也许旨趣相异，但都坚守住一个原则，进化的动力应来自于生命本身，这显然是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沉思，所以它无须接受来自科学阵营的理论----自然选择范式----的辩护。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重建自然哲学的努力，其更深刻的价值还体现在对于如下问题的澄清上，即对自然的理解不仅是为了揭示自然，而是赋予自然以意义。这就是说，对自然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生存态度。而近代科学所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也正在于从自然中抽取了活生生的意义，于是，有关价值、意义、目的等属性在自然中丧失殆尽，自然仅沦为认识和支配的对象，这就是胡塞尔所称的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汤因比曾经说过，所有宗教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这或许正是近代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一个最本质原因。而重新赋予自然以价值和意义，正是当代自然哲学面临的深刻命题。

当自然与价值、意义世界重新相融之后，主客二分的局面也就此消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二极对立也不再有效，这是吴国盛对于他前期思想的一种超越。于是，“自然不再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自然就在我们融入自然的同时进入了我们。自然即是生活世界的流动和生长。”（《追思自然》第368页）

本书作为吴国盛十多年来学术工作的总结，我们从中可以聆听到的是自然哲学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先声。当然，对于自然哲学的重建，作者通过梳理历史的线索，作出了艰巨而颇有功底的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已能隐约感受到自然哲学之根基正在奠定，然而整幢大厦还未在现代的地平线上矗起。也许这得留待吴国盛下一部论文集的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