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的杞人忧天

陈蓉霞

我们正处于一个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落后就要挨打，非科学理应受到批评，技术受到无限的推崇，现代化则是最时髦的标签。然而，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发出了“现代化之忧思”。吴国盛先生在他的同名随笔集中，不无辛辣地将现代化比作是吸毒。犹如毒品能解除人的痛苦，使人进入一个美妙无比、极尽享乐的境界一样，现代化所带来的果实令我们陶醉于其中，欲罢而不能。然而，更重要的是，吸毒的严重后果不仅仅在于损耗机体健康，还在于使人生的意义单一化、平面化，因为再没有一种诱惑能比得上吸毒所带来的快感，于是，追求吸毒后的那种飘飘欲仙之境，就成了吸毒者的唯一享受。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正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单调化、平面化，人类文化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日趋凋零，代之而起的是全球都追求同样的时尚、同样的生活方式、甚至同一名歌星，当然更重要的是，同一种价值标准。当唯一的坐标系已被确定，每一个民族在这个坐标系中的定位自然就有了先进与落后之分，落后只能挨打，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现代化强加于我们的规范。自此，竞争成了现代社会的唯一准则，而多元的互补则成了天真的企盼，这就是现代化的自激机制。在这一点上，它也类似于吸毒，一旦上瘾，终生难以摆脱。

现代化的动力由技术提供，故此，技术已成为我们这个朝代的最高崇拜偶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技术的反思、批评，当然也落在吴国盛的研究视野之中。技术无禁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等论点已成为许多科学家、包括大众媒介的理所当然立场。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当克隆羊的消息传出之后，整个社会为之群情振奋、欢欣鼓舞。相形之下，反对的呼声未免苍白无力，其所列理由似不难驳倒。但是，在吴国盛看来，“我们能够支持反克隆技术的那些理由的话语系统非常孱弱，这个孱弱的话语系统倒是因其孱弱而更加切近、更能回到对存在的原始领悟。”换言之，反对克隆技术无须任何功利性理由，因为在现代技术强有力的攻势之下，任何功利的反对都无异于是唐吉诃德似的行为。但在超越于功利的层面上，我们却有一个终极的也无须说出原因的反对理由，那就是“生命神圣”。这是发自存在深处的呼唤，它无须像技术那样在市场上大叫大嚷为自已争取客户，它就位于每个人的人性深处，只是因为隐藏太深，也是因为技术过于甚嚣尘上，以至我们已将它遗忘太久。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我们所面对的更多地是一个自然物的世界，空气、大地、河流、阳光，更不用说宝藏，甚至还有人类自身（现代医学中的器官移植）都已成为利用、算计的对象，而真正的自然、或者说本原性的存在却隐而不显。用吴国盛的话来说，就是“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

更进一步地说，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西方特有的科学思维，构成了现代化的坚实支柱。对于科学内在价值的剥离，正是吴国盛的关注重点。近代科学的出发点之一是惯性定律，物体保持其运动或静止状态不变，就暗示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从此以后，无限的直线观开始替代有限的循环观，它的影响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尤其体现为认识论上对于主体无限能力的崇拜以及经济领域对于自然资源的无限开发，这正是现代化得以滋生的土壤。当现代化以其动人的诱惑和无以复加的危险，向我们呼啸走来时，它高高擎起的正是科学这面大旗。科学的价值观向我们保证，科学提供世界的真相，它是超文化的，没有阶级性，没有民族性，甚至也没有时代性。正是这种观念为文化齐一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民族文化犹如泥石流下的小草，荡然无存。人类正在失去脚下的大地——古老而又富有韧性的传统。

当现代化正以其诱人的承诺向我们发出频频召唤时，吴国盛的想法是否有杞人忧天之嫌呢？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丹尼尔·贝克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谈及的，以往的人类对于灾难是有准备的，因为从经验中积累的稳定信仰为人们提供了某些关于现实的超时代概念。这种稳定信仰就是宗教。在我看来，这指的应是一种广义的宗教，即传统文化。现代社会却以乌托邦取代了宗教——这里所谓的乌托邦不是那种超验的理想，而是一种靠了技术的营养和革命催生，通过历史（进步、理性与科学）来实现的世俗理想。因此，现代社会在道德和思想上都缺乏一种对灾难的准备，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可怕的灾难。据说犹太民族向来有先知的传统，先知就是那些不断向人发出“狼来了”的有识之士。

确实，在这个对灾难缺乏准备的社会中，我们迫切需要聆听“狼来了”的警示之声，哪怕被人说成是杞人忧天。这正是现代化之忧思的价值所在。

《现代化之忧思》，吴国盛著，三联书店，1999年11月，定价：1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