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和研究的对话
来源：学术进展
作者：
时间：2015-10-19
“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
——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和研究的对话
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 伊丽莎白?诺伊
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锦芳
这篇对话是根据笔者与伊丽莎白?诺伊（Elisabenth Neu）女士定期见面交流时所作的笔记、经常性的电子邮件联络的内容等整理而成的。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梁镛（Yong Liang）教授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负责教育培训的玛格丽特?狄岑（Margret Dietzen）女士所给予的悉心帮助！——聂锦芳谨记。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业已过半，已出各卷次总体上质量上乘，但其社会影响尤其是“学术资料卷”的利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自觉把新的考证文献有效地运用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中的研究者及相应的成果还比较少。而以往的教训则启示我们，不能通过原理教科书和后人特定条件下的阐释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文献才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只有对其重要文本个案进行全面、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才能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复杂性及其演变轨迹，进而彰显其思想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力。
[关键词] 马克思 “历史考证版” 文本个案 解读
聂锦芳：您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已经工作了30多年，近年来又担任代理馆长，长期从事与马克思文本、文献及其思想传播和研究有关的组织工作，请您先扼要介绍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的编辑进展及出版现状。
伊丽莎白?诺伊：“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的MEGA第二版是关乎我们“民族的和国际的文化遗产（人文主义部分）”[1]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它虽然没有像第一版那样招致中途夭折的命运，但也历经坎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剧变使其面临着危险和艰难的抉择。所幸的是，这一机缘也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全转型，即真正的学术性、国际化以及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实际情况的编辑语文学原则的修订和完善。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完成过半——59卷得以正式出版，特别是作为马克思手稿中最重要部分的“《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于2012年8月全部出齐，这标志着这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涵盖“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机制，并且对以后的文本、文献编辑作了详尽的规划，大部分未出版的卷次落实了编辑人员，其余未落实的也开始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这样，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高质量地全部完成这项工作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聂锦芳：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确实是功德无量的事业。那么，你们又是如何评估MEGA已经出版的各卷次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的呢？
伊丽莎白?诺伊：事实上，我们已经对1975年以来出版的MEGA各卷次及其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进行了总结，这主要是由统筹MEGA各项事宜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学术项目部进行的［具体由曼弗雷德?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格拉尔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等负责］。虽然1990以前出版的34卷中个别卷次存在一些争论，但总的来说，我们对已出版的各卷次的整体质量还是持高度评价的。比较而言，我们对MEGA在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却不甚满意。MEGA的国际发行量目前只有1500套；而根据我们粗略的印象，在欧美学术界，即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讨论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并未普遍使用MEGA；部分专业研究者尽管对MEGA有所涉及，但他们基本上参照的是其中的“文本”（Text）部分，而对耗费了编辑们很大精力和功夫的“学术资料卷”（Apparat）则利用得非常少。由于鲜有研究者把这些新的考证文献有效地运用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中，所以他们所概括出来的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显得过于“个性化”了。作为MEGA的编辑者，我们虽然不能要求和左右研究者的思路、判断，但上述情况与我们的期望值的确有很大的距离。当然，上述情况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印象和估计，尚需实证化和具体化。为此，我们就考虑启动“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一项目。
聂锦芳：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在MEGA的编辑和出版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伊丽莎白?诺伊：您该知道，1990年为延续和重新调整MEGA编辑、出版而做出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主要是四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特里尔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MEGA的编辑、出版自此逐步走向正轨后，上述四家单位所起的作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阿姆斯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因保存着马克思的绝大部分原始手稿及全部复制件注定是其中永远不可或缺的角色；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则逐步演化为这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尤其是在1998年MEGA由狄茨出版社改为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后，它实际上成了MEGA所有工作的唯一统筹者；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除了其部分研究人员在2003年以前以个人身份参与编辑某些卷次外，在整个MEGA组织工作中却变得可有可无了。
更为严重的是，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的力量及相应的资金也被削弱了。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和位于柏林的狄茨出版社本都隶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2］，但基于情况变化、经费问题和某些特定的考量，继1990年狄茨出版社被强行解散后，基金会又作出了退出MEGA编辑、出版工作的决定并于2010年关闭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他们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以后的马克思研究主要应该由大学来承担”。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从1981年建立到关闭，存在了将近30年。作为欧洲曾经最大的马克思文献研究中心之一，它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丛书”（绿皮书）影响很大，对于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学术支撑。作为一个在此工作了30多年的人，我对基金会总部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事实上，研究中心的关闭对故居博物馆工作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们除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展览（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外，不得不接手原来主要由研究中心承担的收藏和搜集文献资料、组织学术活动和展开学术项目研究等事项，这使我们的工作愈加繁重，当然也更为重要了。为此，我们不仅每年都组织定期的学术讲座（一般一个月一次），还要考虑设立一些研究项目。于是，“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一项目便在几年前应运而生了。
聂锦芳：这个项目可望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伊丽莎白?诺伊：首先是扩大MEGA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世界上有那么多大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很难想象其中有一家图书馆是没有收藏马克思的作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但目前MEGA发行量才1500册，很显然绝大多数图书馆并没有购买这一版本。为此，我们曾经成立了“MEGA编辑促进协会”，由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教授负责，他很辛苦，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就想再通过“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样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特别是通过参与其中的各国专家的号召力，来督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工作中使用更为权威的MEGA，希望更多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收藏这一版本，进而影响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
第二是借此反思研究马克思的方法。我们长期从事马克思文献的编辑和展览工作，以前关注思想不够，现在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但坦率地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所宣传、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马克思绝对化和神化了。苏联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现在住在德国的原苏联时期的文献专家瓦列里?斯考维斯康（Valeri Tschechowski）发表过很多考证文章，认为俄文版的《资本论》翻译中很多地方不够准确，特别是马克思论述价值的思路因翻译错误而容易被误解，原因是他们是根据当时苏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返回来解释《资本论》的一些概念和思想的。苏联解体后，这样的对手不存在了，但我们对西方某些激进左翼学者那种不结合具体文献大谈马克思主义与目前金融危机的关系的做法也不认同。我们觉得，20世纪和当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构成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障碍，只有回到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中、回到马克思的著述中才能探究清楚他的问题和观点，进而分析其对现实的影响，这样就在当代政治、社会变革的框架和视角之外，把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马克思的理论原貌和历史地位以及这种研究方式所体现的学术思路凸显出来了。
第三，还有一点是客观估价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您来特里尔生活一段时间会感到，这里除了是他的出生地之外，他的思想对普通市民和不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已经没有很大影响，他毕生批判的资本好像对普通人的生活作用有限。但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马克思应该是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这种伟大不是与现实影响做对照的，而是放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看待的。我与柏林科学院的那些马克思著作编辑、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看法，所以我并不认为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样的人属于马克思的研究者。我给您一张宣传特里尔为“博物馆之城”的折页。这里有大大小小博物馆几十个，但我们选择了四个为代表， 即君士坦丁大教堂（Konstantin Dom）、凯撒温泉遗址（Kaiserthermen）、莱茵河洲立博物馆（Rheinisches landdesmuseum）和马克思故居博物馆（Museum Karl-Marx-Haus），我们把它们并列起来的寓意是，要把马克思放在欧洲文明史的长河中来评价他的地位以及他之于特里尔这座城市的价值。
聂锦芳：那么，这个项目的框架设计是怎样的？你们又是如何具体操作和展开工作的？
伊丽莎白?诺伊：如前所述，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不是进行纯粹学理的、逻辑的论证和解释，而是通过对MEGA的国际影响力作实证化、具体化的评估来获得澦实、客观而可靠的结论。衡量一个事物的国际影响力必然离不开对它在一些具体国家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于是，我们就决定先进行国别状况的调查和综述。这就必然要涉及选择哪些国家的问题。经过初步的了解我们发现，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彻底衰落了；在西方，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主要还是集中在德、法、美、英等国；而在亚洲，日本和中国是最突出的。鉴于此，我们就确定将这六个国家列入分别选样调查的对象。
聂锦芳：上述六国的情况恐怕又不尽相同吧？起码可以分为东、西方两类，资料来源和语言交流方面都会有阻障。
伊丽莎白?诺伊：的确如此，西方四国的调查比较容易展开，很容易找到通晓这几门语言的研究者，并不存在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可是，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就很特殊了。作为项目的组织方，我们曾设想过很多途径和方式，最终决定就近与特里尔大学合作，借助该校日语系和汉学系的力量，由他们联系中日两国权威的研究专家，进行资料收集、代表性学者和研究方向选择、国别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我们先尝试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调查，邀请了两位代表性的学者来访，经过多次磋商，进展很顺利。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开始转向中国，在梁镛教授组织下，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师生搜集了从2000年以来在中国公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的研究论文1000余篇、著作68部。梁教授等人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甄别，从中发现了您的多篇重要研究论文和著作，他们由此建议：您可以作为中国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来参与这项工作。
聂锦芳：您的叙述使我对这一项目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楚了。很感谢梁教授和您的邀请！作为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学者，能到马克思出生和思想起源之地进行访问，实地考察和体验马克思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变化，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现在夙愿得以实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也期待与你们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并且尽己所能予以合作。
伊丽莎白?诺伊：现在，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大致格局。
聂锦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作为“政治话语”来使用的，有的则是“传统观念”的延续（即仍然坚守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当然也有作为“学术对象”来看待的。我这里主要谈后者。20世纪由于特殊的世界局势和时代境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的学术对象，而是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来理解、掌握和接受的，这有其必然性和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矛盾和困境，招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解释乃至误读和歪曲。有鉴于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认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到学术层面，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应将马克思本人及其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进行客观性的分析和定位；应当遵从逻辑和理性，而非趋同于权威和时尚，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不定于一尊，允许多种观点和论断的存在。
按照我的理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四个相互关联但也有各自独立的、不能完全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的方面：（1）文本；（2）历史（包括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3）原理；（4）现实化。不同的研究者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过去普遍看重的是后两个领域或方面，文本和历史研究则主要是为阐释和论证原理、现实服务的。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倾向和选择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如果走得太远了、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了，就会出问题：反映和体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人们一般只选择那些与教科书原理、与现实问题有关的文本段落，只注意明确的观点而不深究表述观点的语境和对观点的具体论证；而曲折而丰富的思想演变也变成了线索单一的“不成熟”向“成熟”的转换和过渡，衡量“成熟”的标准则是教科书观点、原理和现实策略。因此，我的看法是，文本、文献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伊丽莎白?诺伊：那么，再请谈谈您自己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缘起和经历吧。
聂锦芳：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到今年也满30年了。我的特殊性在于，从入学到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没有发生过转换，还不仅仅是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的学科和领域内潜心耕耘，而且始终专注于马克思本身的著述及其思想。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者不少，但浏览一下其成果就可以知道，大多数人的心思其实已经远不在马克思身上了，人们生怕被视为“保守”和“落伍”，排除那些索性改行和转换方向者，就是最切近的研究也转到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的引介上面了。这种情形使我的选择在同代学者(更不用说更年轻的学人了)中显得很“另类”和“边缘”。我并不认为这些研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因而就看轻乃至否定人?的成果，但基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省、时代格局和未来走向的判断以及自己研究的主旨的?性分析，我有自己特有的考量，特别不愿意“随波逐流”和“追赶时尚”，也就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和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首先也是通过原理教科书来接触、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至今不能忘怀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促成了我对这种方式、途径的质疑以及毅然决然的“反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为准备考试而再一次阅读哲学原理教科书，看到其中引用到了马克思那段脍炙人口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3］我当时产生了一种好奇：这段话是抽象、宏观而言还是有特定的原始含义呢？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谈论什么问题时生发出这样的看法的？于是我抛开枯燥的教科书，去马克思的原文中去寻找，结果在他于“《莱茵报》时期”撰写的时事评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与教科书全然不同的思想世界！那种宽广的视域、澎湃的激情和论辩的逻辑与此前我心目中的马克思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当我发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甚至说出“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4］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这对已经被灌输成从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来说，简直是一种颠覆！由此使我受到了多么大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后来带有专业性质的、系统的阅读和思考使我能从思想传承、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地理解马克思这些看法的原始情形及其思想演变，但从那时起，我便逐渐明白了：所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根本不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哲学判断，而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较之抽象的哲学原理，文本和哲学史其实才是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
这种认知在我后来的研究经历也得到了佐证。我曾经跟随导师从事过一段认识论的学习和研究，集中讨论“主体自我意识论”。尽管论文后来也得以公开发表了，但研究过程却相当艰苦，自己对最终成果并不满意。因为我事后发现，如果按照原理的方式阐释马克思的认识论，那么就是教科书的路数，即从反映论讲起，然后考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世界的路线。而认真思考就可以知道，这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的是一条线性的认识路线，根本没有达到马克思认识论的水准。那么，马克思的认识论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博士论文》中所阐释的主体自我意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观照世界的艺术、宗教、实践、哲学方式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本真存在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文本“编纂”之间的关系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所阐发的“普照光”方法、“人体解剖”方法、“从后思索”方法和“抽象—具体”方法，等等。而没有深入的文本功底和哲学史的训练，这么复杂的思想建构是呈现不出来的。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当代阐释》，后来列入“思想之旅书系”、以《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当代阐释》为名出版了。现在看来，它是两种思路交错支配的产物，一方面试图以“探索与嬗变”、“分化与再生”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元哲学的思考完整、系统地梳理、阐发出来，进而在世界哲学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定位；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以哲学的元性质(对象和基本问题)、哲学方法论、哲学史的意义、哲人之思、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哲学为先验的框架来观照、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尽管在以《“回归”与重构》为题的“结束语”中，我提到了文本的价值、“回到马克思”的实质等问题，但现在想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梳理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数年大量文献、文本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我主编出版了《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一书，算是对博士论文不足的一种弥补。
1998年我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北大哲学学科一向有注重文本、文献基础和理论分析的传统，并且在中国首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向。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我专门从事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这为我的研究提供相当便利的条件。在扎实的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我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清理、对既往的文本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5］，然后逐步展开了对马克思文本个案的深入解读和研究。
伊丽莎白?诺伊： 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上吧？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前主任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多次谈到过，2009年9月他到北京大学出席“德国哲学与文献和文本”国际会议，您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的长篇论文以及您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您对2003年出版的这一著述MEGA “先行本”在编排上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架构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语文学原则提出的质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也引发了德国学者对于MEGA2编纂原则及文本编辑与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思考。我曾经在好几次讨论会和记者采访时见他谈到这些情况。这表明，中国在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方面的长足进展和您?工作的重要性。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确定您为“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项目邀请人时，?镛教授特别向我们提到您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一书。由于他的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收到该书后，我们只能通过几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留学生来了解这本书各章的内容。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您在该书第十二章［6］所作的工作。文献专家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7］在去世前曾经告诉我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我的交往》部分有12页手稿遗失了［8］，这一部分内容的复原工作很重要，他要求我们在以后出版的“学术资料卷”中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进展详细说明。但除您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有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关注或者研究过这个问题。而您写的这一章不仅将施蒂纳散乱的论述条理化了，更重要的是从中选择了一部分材料复原了马克思、恩格斯遗失稿的内容和逻辑，并且作了自己的论证，您还为其中的四节拟定了标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可以说是您这本书最要的贡献之一。这章内容我们已经翻译成德文，即将发表，我与赫尔穆特?艾斯纳尔教授（Helmut Elsner）［9］联合署名写了推荐按语。
聂锦芳：您的介绍和评论令我非常感慨！只有像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您这样的内行，才能看出我的良苦用心何在、我在此要做什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
伊丽莎白?诺伊：您的这种研究是至此为止结束了还是有更大的规划？
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只是我的一个尝试和阶段性成果，出版后获得了赞誉，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乃至质疑。在此基础上，我做了反思，同时规划了自己的未来研究的目标、步骤和框架，就是想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我和我的同道共同努力，推出一套《重读马克思：文本与思想》书系，计划出12卷。
伊丽莎白?诺伊：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请您具体说说，您选择了哪些文本、文献？
聂锦芳：经过认真甄别和选择，我们决定对马克思如下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卷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第二卷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第三卷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第四卷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第五卷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第六卷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第七卷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八卷通过对1848-1852年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第九卷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第十卷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第十一卷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第十二卷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伊丽莎白?诺伊：这项工作目前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已经完成了的部分而言，你们的研究与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
聂锦芳：这项工作展开已经有三、四年了，其中第二、三、四、六、七卷已经完成，第一、五、八卷在年内可以完成初稿，其他各卷在进行资料搜集和研读、框架设计等工作。就已经完成的部分，我可以举一下几个方面谈点感想：
一是对马克思思想起源的重新研究。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文献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思想幼稚的产物，然而，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文本展示了他后来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我在翻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甄别出这一时期大量相关文献，梳理了它们的主要内容及其刊布情况，特别是对迄今为止马克思最早的作品进行了考证和推断。在对马克思中学文献的解读中，我不仅探讨了其成长和运思的宗教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对人生职业的考虑和对历史事件的评论，还分析了当时德国中学教育体系的发达和完善状况、马克思身上开始显现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基资、意向和思路以及以少年之眼看世界所达及的有限程度。同时，我还详尽地研究和分析了马克思大学时代的全部文学作品，结合德、俄与中文的不同版本，对马克思亲自编定的《爱之书》（第一、二部）、《歌之书》、《献给父亲的诗册》以及由其姐姐索菲娅编定的诗集中的作品一一作了解读，分析了在这些“离愁别绪浇铸”的诗歌和“真正不平静”的心境中“爱”所带来的浪漫与困顿，特别是结合马克思成年之后在“为人类工作”与“庸俗人生”?间的龃龉、磨难中，深层地追问：“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对于复杂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来是否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内容？其内涵、?位和价值究竟何在？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占了这一卷绝大部分篇幅，我详细地探究了当时提出“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的意旨、马克思在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讨论中如何珍视和论证自由、精神以及坚持“定在中的自由”的可贵、 “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的命题与马克思以后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与同时代的兴起的德国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理解和解释中，“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的说法大而化之地遮蔽了马克思当时思想的真实状况和复杂性，这卷书基于扎实的文本解读的分析和探究，有助于还原历史原貌并确立其与以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关系。
二是对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及其求解之法的甄别。学界把马克思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出版第一卷这段时期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该卷解读的文本包括：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8封）、《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较之以往的研究，本卷所做的工作包括：（1）厘清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的“苦恼的疑问”及其所进行的初步分析；（2）首次完成了对鲜为人知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全面性解读；（3）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关系的探究，以及与当代政治哲学重要议题的关联；（4）通过对《1843年通信》（8封）内容的考证，阐明马克思“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含义；（5）回答了为什么《论犹太人问题》成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进程的开始；（6）重新估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马克思所阐发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及其依靠力量的现代价值。
三是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考察马克思与先驱思想的传承与决裂过程。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变过程中，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至为复杂。一开始他深受其影响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但很快就发生了分歧，最终从中反叛出来，通过与其进行论战和思想剥离，马克思逐渐走上思想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在这一思想解构和转换的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该卷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为基础，详细追溯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具体复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了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并力求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特别是还以此为视角，观照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从独特的视域拓宽和丰富了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解。
四是对“巴黎手稿”“原始顺序版”的解读。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版本，包括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197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单行本（200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2002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等，刊出的无论是节选还是全文，都是基于“逻辑编排版”而进行的翻译，这说明至少在翻译者和出版者看来，“原始顺序版”并不是很重要的，这导致的结果是其没有引起过国内学界的注意（国外的研究情形也基本一样）。但我们通过多年的悉心研读和思考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逻辑编排版”的第一手稿开头是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依次编排的，读起来让人觉得这只是当时三个阶层的不同的收入形式，它们之间现实表现不同，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也看不出有大的关联，这样，就很难把握得到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但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认真阅读能够呈现马克思写作过程的“原始顺序版”，就会知道，马克思是将一张稿纸分成三栏或者两栏、分别标上“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写作的，而在阐述其各自的内容时则是一一对应着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怎样特别的用意吗？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写法恰恰表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三者之间是受到一个社会总结构所控制的，这就是“资本”的独特功能。无论在“工资”、“地租”部分抑或“资本的利润”本身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如影随形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参与、塑造、渗透和创生着社会现象，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境遇和未来命运，而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又因此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离开资本，其他三者就得不到准确地描述和到位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从“总体性”上把握社会结构和资本的最初尝试和探索成果。这样，在作为这部巨著40余年漫长的写作生涯起始阶段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而又达到了对国民经济学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我们认为，“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所带给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本卷就是在最新文献和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所著的这部影响深远而又毁誉不一的手稿的重新解读和分析。
五是通过《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什么是所有权》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要背景和思想资源之一的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论，还是对这些著述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在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本卷在总体上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并完成相关文献学疏证等的基础上，逐一对三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观等一一进行了深入的甄别与讨论，特别是对目前学界研究较为薄弱而又占《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绝大部分篇幅的“科学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等章节，通过比照《贫困的哲学》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再现了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系统思考和整合的过程，最后将这一致思路向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阐明其现实意义，对其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这就是我们业已完成的部分的情况。当然以后几卷的研究和写作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诸如对篇幅巨大的“1857-1858年手稿” 、“1861-1863年手稿”和《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如何解读并概括其思想？对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10］如何进行比较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等等，我们现在思考得也不是很条理和完善。总之，这些研究工作都不会是轻松的，但我们有信心通过多年持续的努力取得较前有突破性的进展。
伊丽莎白?诺伊：您的工作确实很重要，也很有特点。比较而言，就我所知，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总体情况是，文本、文献的编辑一般不进行思想的阐释和研究，而思想研究者又不紧紧根据文本、文献来推导和概括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只是对马克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文本、某一段思想演变有精深的掌握和研究，而通晓和统摄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的学者则比较少。我理解您的工作是力求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变迁、将它与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统摄起来研究，这很不容易、很困难，但意义因此也更大。
聂锦芳：非常感谢您的理解！鉴于苏联、东欧剧变后，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反，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的危机表明，“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多么必要和重要！但应当明确,创新和发展必须有基础，这就是必须首先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原貌、在其思想探索和革命的前提下进行。我觉得,这是文本、文献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18年是这位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的创立者诞辰200周年，我们拟以这一成果作为对他的纪念。你们这里拟举办什么活动吗？
伊丽莎白?诺伊：那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作为马克思的故乡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们将举办系列活动，目前筹划的包括“劳动-工作-劳动”国际会议、“马克思的现实性”系列讲座、马克思生平与思想的世界巡回展览等，特里尔市政府也将隆重举办各种活动以资纪念。
聂锦芳：这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结语：“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11］
注释
［1］这句话与本篇对话的标题均为1989年原民主德国发生了“和平革命”后前柏林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各大学的MEGA编辑为“拯救MEGA”而起草的《呼吁书》中的用语。
［2］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分别位于特里尔布吕肯大街10号和约翰尼斯大街28号，相距不到100米，后者办公大楼于2010年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出售给一家公司。狄茨出版社原来位于柏林瓦勒大街76号。
［3］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4］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本篇对话中我还向伊丽莎白?诺伊详尽地介绍了国内学界有关“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分歧、对解释学中的“视界融合”的不同理解以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系的争论，因篇幅所限删去了。
［6］聂锦芳：《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批判与超越：〈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第十二章，人民出版社版2012年版；亦曾发表于《哲学门》第2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期。
［7］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编者，2009年去世。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0页。
［9］原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现已退休，曾经于2000年访问北京大学并出席“《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
［10］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
［1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和研究的对话
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 伊丽莎白?诺伊
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锦芳
这篇对话是根据笔者与伊丽莎白?诺伊（Elisabenth Neu）女士定期见面交流时所作的笔记、经常性的电子邮件联络的内容等整理而成的。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梁镛（Yong Liang）教授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负责教育培训的玛格丽特?狄岑（Margret Dietzen）女士所给予的悉心帮助！——聂锦芳谨记。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业已过半，已出各卷次总体上质量上乘，但其社会影响尤其是“学术资料卷”的利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自觉把新的考证文献有效地运用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中的研究者及相应的成果还比较少。而以往的教训则启示我们，不能通过原理教科书和后人特定条件下的阐释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文献才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只有对其重要文本个案进行全面、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才能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复杂性及其演变轨迹，进而彰显其思想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力。
[关键词] 马克思 “历史考证版” 文本个案 解读
聂锦芳：您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已经工作了30多年，近年来又担任代理馆长，长期从事与马克思文本、文献及其思想传播和研究有关的组织工作，请您先扼要介绍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的编辑进展及出版现状。
伊丽莎白?诺伊：“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的MEGA第二版是关乎我们“民族的和国际的文化遗产（人文主义部分）”[1]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它虽然没有像第一版那样招致中途夭折的命运，但也历经坎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剧变使其面临着危险和艰难的抉择。所幸的是，这一机缘也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全转型，即真正的学术性、国际化以及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实际情况的编辑语文学原则的修订和完善。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完成过半——59卷得以正式出版，特别是作为马克思手稿中最重要部分的“《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于2012年8月全部出齐，这标志着这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涵盖“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机制，并且对以后的文本、文献编辑作了详尽的规划，大部分未出版的卷次落实了编辑人员，其余未落实的也开始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这样，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高质量地全部完成这项工作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聂锦芳：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确实是功德无量的事业。那么，你们又是如何评估MEGA已经出版的各卷次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的呢？
伊丽莎白?诺伊：事实上，我们已经对1975年以来出版的MEGA各卷次及其社会影响和学术效果进行了总结，这主要是由统筹MEGA各项事宜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学术项目部进行的［具体由曼弗雷德?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格拉尔德?胡布曼（Gerald Hubmann）等负责］。虽然1990以前出版的34卷中个别卷次存在一些争论，但总的来说，我们对已出版的各卷次的整体质量还是持高度评价的。比较而言，我们对MEGA在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却不甚满意。MEGA的国际发行量目前只有1500套；而根据我们粗略的印象，在欧美学术界，即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讨论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并未普遍使用MEGA；部分专业研究者尽管对MEGA有所涉及，但他们基本上参照的是其中的“文本”（Text）部分，而对耗费了编辑们很大精力和功夫的“学术资料卷”（Apparat）则利用得非常少。由于鲜有研究者把这些新的考证文献有效地运用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中，所以他们所概括出来的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显得过于“个性化”了。作为MEGA的编辑者，我们虽然不能要求和左右研究者的思路、判断，但上述情况与我们的期望值的确有很大的距离。当然，上述情况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印象和估计，尚需实证化和具体化。为此，我们就考虑启动“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一项目。
聂锦芳：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在MEGA的编辑和出版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伊丽莎白?诺伊：您该知道，1990年为延续和重新调整MEGA编辑、出版而做出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主要是四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特里尔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MEGA的编辑、出版自此逐步走向正轨后，上述四家单位所起的作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阿姆斯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因保存着马克思的绝大部分原始手稿及全部复制件注定是其中永远不可或缺的角色；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则逐步演化为这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尤其是在1998年MEGA由狄茨出版社改为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后，它实际上成了MEGA所有工作的唯一统筹者；而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除了其部分研究人员在2003年以前以个人身份参与编辑某些卷次外，在整个MEGA组织工作中却变得可有可无了。
更为严重的是，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的力量及相应的资金也被削弱了。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及研究中心和位于柏林的狄茨出版社本都隶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2］，但基于情况变化、经费问题和某些特定的考量，继1990年狄茨出版社被强行解散后，基金会又作出了退出MEGA编辑、出版工作的决定并于2010年关闭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他们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以后的马克思研究主要应该由大学来承担”。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从1981年建立到关闭，存在了将近30年。作为欧洲曾经最大的马克思文献研究中心之一，它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丛书”（绿皮书）影响很大，对于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学术支撑。作为一个在此工作了30多年的人，我对基金会总部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事实上，研究中心的关闭对故居博物馆工作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们除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展览（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外，不得不接手原来主要由研究中心承担的收藏和搜集文献资料、组织学术活动和展开学术项目研究等事项，这使我们的工作愈加繁重，当然也更为重要了。为此，我们不仅每年都组织定期的学术讲座（一般一个月一次），还要考虑设立一些研究项目。于是，“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一项目便在几年前应运而生了。
聂锦芳：这个项目可望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伊丽莎白?诺伊：首先是扩大MEGA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世界上有那么多大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很难想象其中有一家图书馆是没有收藏马克思的作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但目前MEGA发行量才1500册，很显然绝大多数图书馆并没有购买这一版本。为此，我们曾经成立了“MEGA编辑促进协会”，由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教授负责，他很辛苦，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就想再通过“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这样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特别是通过参与其中的各国专家的号召力，来督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工作中使用更为权威的MEGA，希望更多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收藏这一版本，进而影响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
第二是借此反思研究马克思的方法。我们长期从事马克思文献的编辑和展览工作，以前关注思想不够，现在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但坦率地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所宣传、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马克思绝对化和神化了。苏联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现在住在德国的原苏联时期的文献专家瓦列里?斯考维斯康（Valeri Tschechowski）发表过很多考证文章，认为俄文版的《资本论》翻译中很多地方不够准确，特别是马克思论述价值的思路因翻译错误而容易被误解，原因是他们是根据当时苏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返回来解释《资本论》的一些概念和思想的。苏联解体后，这样的对手不存在了，但我们对西方某些激进左翼学者那种不结合具体文献大谈马克思主义与目前金融危机的关系的做法也不认同。我们觉得，20世纪和当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构成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障碍，只有回到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中、回到马克思的著述中才能探究清楚他的问题和观点，进而分析其对现实的影响，这样就在当代政治、社会变革的框架和视角之外，把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马克思的理论原貌和历史地位以及这种研究方式所体现的学术思路凸显出来了。
第三，还有一点是客观估价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您来特里尔生活一段时间会感到，这里除了是他的出生地之外，他的思想对普通市民和不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已经没有很大影响，他毕生批判的资本好像对普通人的生活作用有限。但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马克思应该是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这种伟大不是与现实影响做对照的，而是放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看待的。我与柏林科学院的那些马克思著作编辑、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看法，所以我并不认为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样的人属于马克思的研究者。我给您一张宣传特里尔为“博物馆之城”的折页。这里有大大小小博物馆几十个，但我们选择了四个为代表， 即君士坦丁大教堂（Konstantin Dom）、凯撒温泉遗址（Kaiserthermen）、莱茵河洲立博物馆（Rheinisches landdesmuseum）和马克思故居博物馆（Museum Karl-Marx-Haus），我们把它们并列起来的寓意是，要把马克思放在欧洲文明史的长河中来评价他的地位以及他之于特里尔这座城市的价值。
聂锦芳：那么，这个项目的框架设计是怎样的？你们又是如何具体操作和展开工作的？
伊丽莎白?诺伊：如前所述，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不是进行纯粹学理的、逻辑的论证和解释，而是通过对MEGA的国际影响力作实证化、具体化的评估来获得澦实、客观而可靠的结论。衡量一个事物的国际影响力必然离不开对它在一些具体国家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于是，我们就决定先进行国别状况的调查和综述。这就必然要涉及选择哪些国家的问题。经过初步的了解我们发现，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彻底衰落了；在西方，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主要还是集中在德、法、美、英等国；而在亚洲，日本和中国是最突出的。鉴于此，我们就确定将这六个国家列入分别选样调查的对象。
聂锦芳：上述六国的情况恐怕又不尽相同吧？起码可以分为东、西方两类，资料来源和语言交流方面都会有阻障。
伊丽莎白?诺伊：的确如此，西方四国的调查比较容易展开，很容易找到通晓这几门语言的研究者，并不存在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可是，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就很特殊了。作为项目的组织方，我们曾设想过很多途径和方式，最终决定就近与特里尔大学合作，借助该校日语系和汉学系的力量，由他们联系中日两国权威的研究专家，进行资料收集、代表性学者和研究方向选择、国别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我们先尝试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调查，邀请了两位代表性的学者来访，经过多次磋商，进展很顺利。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开始转向中国，在梁镛教授组织下，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师生搜集了从2000年以来在中国公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的研究论文1000余篇、著作68部。梁教授等人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甄别，从中发现了您的多篇重要研究论文和著作，他们由此建议：您可以作为中国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来参与这项工作。
聂锦芳：您的叙述使我对这一项目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楚了。很感谢梁教授和您的邀请！作为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学者，能到马克思出生和思想起源之地进行访问，实地考察和体验马克思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变化，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现在夙愿得以实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也期待与你们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并且尽己所能予以合作。
伊丽莎白?诺伊：现在，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大致格局。
聂锦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作为“政治话语”来使用的，有的则是“传统观念”的延续（即仍然坚守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当然也有作为“学术对象”来看待的。我这里主要谈后者。20世纪由于特殊的世界局势和时代境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的学术对象，而是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来理解、掌握和接受的，这有其必然性和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矛盾和困境，招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解释乃至误读和歪曲。有鉴于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认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到学术层面，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应将马克思本人及其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进行客观性的分析和定位；应当遵从逻辑和理性，而非趋同于权威和时尚，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不定于一尊，允许多种观点和论断的存在。
按照我的理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四个相互关联但也有各自独立的、不能完全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的方面：（1）文本；（2）历史（包括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3）原理；（4）现实化。不同的研究者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过去普遍看重的是后两个领域或方面，文本和历史研究则主要是为阐释和论证原理、现实服务的。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倾向和选择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如果走得太远了、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了，就会出问题：反映和体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人们一般只选择那些与教科书原理、与现实问题有关的文本段落，只注意明确的观点而不深究表述观点的语境和对观点的具体论证；而曲折而丰富的思想演变也变成了线索单一的“不成熟”向“成熟”的转换和过渡，衡量“成熟”的标准则是教科书观点、原理和现实策略。因此，我的看法是，文本、文献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伊丽莎白?诺伊：那么，再请谈谈您自己从事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缘起和经历吧。
聂锦芳：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到今年也满30年了。我的特殊性在于，从入学到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没有发生过转换，还不仅仅是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的学科和领域内潜心耕耘，而且始终专注于马克思本身的著述及其思想。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者不少，但浏览一下其成果就可以知道，大多数人的心思其实已经远不在马克思身上了，人们生怕被视为“保守”和“落伍”，排除那些索性改行和转换方向者，就是最切近的研究也转到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的引介上面了。这种情形使我的选择在同代学者(更不用说更年轻的学人了)中显得很“另类”和“边缘”。我并不认为这些研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因而就看轻乃至否定人?的成果，但基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省、时代格局和未来走向的判断以及自己研究的主旨的?性分析，我有自己特有的考量，特别不愿意“随波逐流”和“追赶时尚”，也就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和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首先也是通过原理教科书来接触、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至今不能忘怀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促成了我对这种方式、途径的质疑以及毅然决然的“反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为准备考试而再一次阅读哲学原理教科书，看到其中引用到了马克思那段脍炙人口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3］我当时产生了一种好奇：这段话是抽象、宏观而言还是有特定的原始含义呢？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谈论什么问题时生发出这样的看法的？于是我抛开枯燥的教科书，去马克思的原文中去寻找，结果在他于“《莱茵报》时期”撰写的时事评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与教科书全然不同的思想世界！那种宽广的视域、澎湃的激情和论辩的逻辑与此前我心目中的马克思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当我发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甚至说出“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4］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这对已经被灌输成从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来说，简直是一种颠覆！由此使我受到了多么大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后来带有专业性质的、系统的阅读和思考使我能从思想传承、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地理解马克思这些看法的原始情形及其思想演变，但从那时起，我便逐渐明白了：所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根本不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哲学判断，而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较之抽象的哲学原理，文本和哲学史其实才是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
这种认知在我后来的研究经历也得到了佐证。我曾经跟随导师从事过一段认识论的学习和研究，集中讨论“主体自我意识论”。尽管论文后来也得以公开发表了，但研究过程却相当艰苦，自己对最终成果并不满意。因为我事后发现，如果按照原理的方式阐释马克思的认识论，那么就是教科书的路数，即从反映论讲起，然后考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世界的路线。而认真思考就可以知道，这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的是一条线性的认识路线，根本没有达到马克思认识论的水准。那么，马克思的认识论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博士论文》中所阐释的主体自我意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观照世界的艺术、宗教、实践、哲学方式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本真存在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文本“编纂”之间的关系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所阐发的“普照光”方法、“人体解剖”方法、“从后思索”方法和“抽象—具体”方法，等等。而没有深入的文本功底和哲学史的训练，这么复杂的思想建构是呈现不出来的。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当代阐释》，后来列入“思想之旅书系”、以《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当代阐释》为名出版了。现在看来，它是两种思路交错支配的产物，一方面试图以“探索与嬗变”、“分化与再生”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元哲学的思考完整、系统地梳理、阐发出来，进而在世界哲学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定位；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以哲学的元性质(对象和基本问题)、哲学方法论、哲学史的意义、哲人之思、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哲学为先验的框架来观照、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尽管在以《“回归”与重构》为题的“结束语”中，我提到了文本的价值、“回到马克思”的实质等问题，但现在想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梳理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数年大量文献、文本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我主编出版了《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一书，算是对博士论文不足的一种弥补。
1998年我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北大哲学学科一向有注重文本、文献基础和理论分析的传统，并且在中国首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向。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我专门从事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这为我的研究提供相当便利的条件。在扎实的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我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清理、对既往的文本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5］，然后逐步展开了对马克思文本个案的深入解读和研究。
伊丽莎白?诺伊： 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上吧？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编辑部前主任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多次谈到过，2009年9月他到北京大学出席“德国哲学与文献和文本”国际会议，您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的长篇论文以及您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您对2003年出版的这一著述MEGA “先行本”在编排上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架构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语文学原则提出的质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也引发了德国学者对于MEGA2编纂原则及文本编辑与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思考。我曾经在好几次讨论会和记者采访时见他谈到这些情况。这表明，中国在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方面的长足进展和您?工作的重要性。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确定您为“MEGA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项目邀请人时，?镛教授特别向我们提到您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一书。由于他的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收到该书后，我们只能通过几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留学生来了解这本书各章的内容。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您在该书第十二章［6］所作的工作。文献专家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7］在去世前曾经告诉我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我的交往》部分有12页手稿遗失了［8］，这一部分内容的复原工作很重要，他要求我们在以后出版的“学术资料卷”中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进展详细说明。但除您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有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关注或者研究过这个问题。而您写的这一章不仅将施蒂纳散乱的论述条理化了，更重要的是从中选择了一部分材料复原了马克思、恩格斯遗失稿的内容和逻辑，并且作了自己的论证，您还为其中的四节拟定了标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可以说是您这本书最要的贡献之一。这章内容我们已经翻译成德文，即将发表，我与赫尔穆特?艾斯纳尔教授（Helmut Elsner）［9］联合署名写了推荐按语。
聂锦芳：您的介绍和评论令我非常感慨！只有像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您这样的内行，才能看出我的良苦用心何在、我在此要做什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
伊丽莎白?诺伊：您的这种研究是至此为止结束了还是有更大的规划？
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只是我的一个尝试和阶段性成果，出版后获得了赞誉，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乃至质疑。在此基础上，我做了反思，同时规划了自己的未来研究的目标、步骤和框架，就是想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我和我的同道共同努力，推出一套《重读马克思：文本与思想》书系，计划出12卷。
伊丽莎白?诺伊：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请您具体说说，您选择了哪些文本、文献？
聂锦芳：经过认真甄别和选择，我们决定对马克思如下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卷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第二卷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第三卷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第四卷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第五卷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第六卷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第七卷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八卷通过对1848-1852年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第九卷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第十卷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第十一卷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第十二卷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伊丽莎白?诺伊：这项工作目前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已经完成了的部分而言，你们的研究与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
聂锦芳：这项工作展开已经有三、四年了，其中第二、三、四、六、七卷已经完成，第一、五、八卷在年内可以完成初稿，其他各卷在进行资料搜集和研读、框架设计等工作。就已经完成的部分，我可以举一下几个方面谈点感想：
一是对马克思思想起源的重新研究。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文献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思想幼稚的产物，然而，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文本展示了他后来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我在翻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甄别出这一时期大量相关文献，梳理了它们的主要内容及其刊布情况，特别是对迄今为止马克思最早的作品进行了考证和推断。在对马克思中学文献的解读中，我不仅探讨了其成长和运思的宗教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对人生职业的考虑和对历史事件的评论，还分析了当时德国中学教育体系的发达和完善状况、马克思身上开始显现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基资、意向和思路以及以少年之眼看世界所达及的有限程度。同时，我还详尽地研究和分析了马克思大学时代的全部文学作品，结合德、俄与中文的不同版本，对马克思亲自编定的《爱之书》（第一、二部）、《歌之书》、《献给父亲的诗册》以及由其姐姐索菲娅编定的诗集中的作品一一作了解读，分析了在这些“离愁别绪浇铸”的诗歌和“真正不平静”的心境中“爱”所带来的浪漫与困顿，特别是结合马克思成年之后在“为人类工作”与“庸俗人生”?间的龃龉、磨难中，深层地追问：“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对于复杂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来是否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内容？其内涵、?位和价值究竟何在？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占了这一卷绝大部分篇幅，我详细地探究了当时提出“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的意旨、马克思在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讨论中如何珍视和论证自由、精神以及坚持“定在中的自由”的可贵、 “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的命题与马克思以后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与同时代的兴起的德国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理解和解释中，“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的说法大而化之地遮蔽了马克思当时思想的真实状况和复杂性，这卷书基于扎实的文本解读的分析和探究，有助于还原历史原貌并确立其与以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关系。
二是对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及其求解之法的甄别。学界把马克思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出版第一卷这段时期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该卷解读的文本包括：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8封）、《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较之以往的研究，本卷所做的工作包括：（1）厘清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的“苦恼的疑问”及其所进行的初步分析；（2）首次完成了对鲜为人知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全面性解读；（3）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关系的探究，以及与当代政治哲学重要议题的关联；（4）通过对《1843年通信》（8封）内容的考证，阐明马克思“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含义；（5）回答了为什么《论犹太人问题》成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进程的开始；（6）重新估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马克思所阐发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及其依靠力量的现代价值。
三是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考察马克思与先驱思想的传承与决裂过程。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变过程中，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至为复杂。一开始他深受其影响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但很快就发生了分歧，最终从中反叛出来，通过与其进行论战和思想剥离，马克思逐渐走上思想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在这一思想解构和转换的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该卷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为基础，详细追溯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具体复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了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并力求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特别是还以此为视角，观照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从独特的视域拓宽和丰富了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解。
四是对“巴黎手稿”“原始顺序版”的解读。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版本，包括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197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单行本（200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2002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等，刊出的无论是节选还是全文，都是基于“逻辑编排版”而进行的翻译，这说明至少在翻译者和出版者看来，“原始顺序版”并不是很重要的，这导致的结果是其没有引起过国内学界的注意（国外的研究情形也基本一样）。但我们通过多年的悉心研读和思考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逻辑编排版”的第一手稿开头是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依次编排的，读起来让人觉得这只是当时三个阶层的不同的收入形式，它们之间现实表现不同，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也看不出有大的关联，这样，就很难把握得到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但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认真阅读能够呈现马克思写作过程的“原始顺序版”，就会知道，马克思是将一张稿纸分成三栏或者两栏、分别标上“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写作的，而在阐述其各自的内容时则是一一对应着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怎样特别的用意吗？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写法恰恰表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三者之间是受到一个社会总结构所控制的，这就是“资本”的独特功能。无论在“工资”、“地租”部分抑或“资本的利润”本身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如影随形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参与、塑造、渗透和创生着社会现象，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境遇和未来命运，而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又因此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离开资本，其他三者就得不到准确地描述和到位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从“总体性”上把握社会结构和资本的最初尝试和探索成果。这样，在作为这部巨著40余年漫长的写作生涯起始阶段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而又达到了对国民经济学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我们认为，“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所带给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本卷就是在最新文献和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所著的这部影响深远而又毁誉不一的手稿的重新解读和分析。
五是通过《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什么是所有权》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要背景和思想资源之一的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论，还是对这些著述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在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本卷在总体上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并完成相关文献学疏证等的基础上，逐一对三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观等一一进行了深入的甄别与讨论，特别是对目前学界研究较为薄弱而又占《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绝大部分篇幅的“科学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等章节，通过比照《贫困的哲学》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再现了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系统思考和整合的过程，最后将这一致思路向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阐明其现实意义，对其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这就是我们业已完成的部分的情况。当然以后几卷的研究和写作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诸如对篇幅巨大的“1857-1858年手稿” 、“1861-1863年手稿”和《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如何解读并概括其思想？对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10］如何进行比较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等等，我们现在思考得也不是很条理和完善。总之，这些研究工作都不会是轻松的，但我们有信心通过多年持续的努力取得较前有突破性的进展。
伊丽莎白?诺伊：您的工作确实很重要，也很有特点。比较而言，就我所知，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总体情况是，文本、文献的编辑一般不进行思想的阐释和研究，而思想研究者又不紧紧根据文本、文献来推导和概括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只是对马克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文本、某一段思想演变有精深的掌握和研究，而通晓和统摄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的学者则比较少。我理解您的工作是力求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变迁、将它与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统摄起来研究，这很不容易、很困难，但意义因此也更大。
聂锦芳：非常感谢您的理解！鉴于苏联、东欧剧变后，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反，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的危机表明，“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多么必要和重要！但应当明确,创新和发展必须有基础，这就是必须首先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原貌、在其思想探索和革命的前提下进行。我觉得,这是文本、文献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18年是这位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的创立者诞辰200周年，我们拟以这一成果作为对他的纪念。你们这里拟举办什么活动吗？
伊丽莎白?诺伊：那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作为马克思的故乡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们将举办系列活动，目前筹划的包括“劳动-工作-劳动”国际会议、“马克思的现实性”系列讲座、马克思生平与思想的世界巡回展览等，特里尔市政府也将隆重举办各种活动以资纪念。
聂锦芳：这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结语：“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11］
注释
［1］这句话与本篇对话的标题均为1989年原民主德国发生了“和平革命”后前柏林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各大学的MEGA编辑为“拯救MEGA”而起草的《呼吁书》中的用语。
［2］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分别位于特里尔布吕肯大街10号和约翰尼斯大街28号，相距不到100米，后者办公大楼于2010年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出售给一家公司。狄茨出版社原来位于柏林瓦勒大街76号。
［3］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4］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本篇对话中我还向伊丽莎白?诺伊详尽地介绍了国内学界有关“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分歧、对解释学中的“视界融合”的不同理解以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系的争论，因篇幅所限删去了。
［6］聂锦芳：《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批判与超越：〈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第十二章，人民出版社版2012年版；亦曾发表于《哲学门》第2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期。
［7］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编者，2009年去世。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0页。
［9］原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现已退休，曾经于2000年访问北京大学并出席“《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
［10］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
［1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