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来源：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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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9-11
2012年9月2日至3日，“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守仁中心召开。此次会议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的一部分，由北大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北大国际合作部“海外名家讲学计划”和北大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陈波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教授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副主任尚新建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研讨会通过主旨报告、特邀报告、分组报告、夜间论坛和自由讨论等形式进行，除克里普克做了题为“通向哥德尔之路”的大会主旨报告外，另有7位特邀报告人和与会者围绕“规则和私人语言”、“克里普克与形而上学”、“对话克里普克”、“克里普克、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克里普克与悖论”、“克里普克与名称理论”、“哲学逻辑”、“语言和逻辑”这8个主题做了发言和讨论。
剑桥大学Arif Ahmed博士在题为“三角和私人语言论证”（Triangulation and the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的发言中，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的两条思想路线的交叉点，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主张私人的实指定义和其之后的使用是存在间隙的，因为前者无法修复后者，故私人实指定义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意味着私人语言没有任何意义。日本东京大学Masaki Ichinose教授在题为“克里普克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两种质疑”（Two Kinds of Doubts about the Kripkenstein’s Rule-Following Paradox）的发言中认为，克里普克斯坦的遵守规则悖论在描述性事实和规范性证成之间预设了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主张，在这两者的区分上，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采纳自然主义谬误的说法，应更进一步研究如何理解元不确定性或高阶的不确定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Takashi Yagisawa教授在题为“从物存在”（Existence De Re）的报告中认为，分析哲学的中期历史以源于克里普克的“直接的物本主义”（direct thingism）为主要特征。在界定了什么是直接的物本主义及其与概念物本主义（conceptual thingism）的区别之后，他将直接物本主义延展至“存在”的话题，表明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立场。在题为“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本质’的引入语境”（Aristotle’s Essentialism, Introductory Context of ‘Essence’）的报告中，日本北海道大学Kei Chiba教授在历史的语境中澄清了“本质”的意义和角色，并论证：亚里士多德所发展的对话理论是对苏格拉底对话方法的尝试性改进和系统化处理。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在题为“指称和描述的形而上学”（Reference and the Descriptive Metaphysics）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对“指称”（reference）和斯特劳森所言的“确认”（identification）进行明确区分，我们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处理指称问题。
在“对话克里普克”的会议专题中，克里普克做了题为“通向哥德尔之路”（The Road to G?del）的大会主旨报告。他在报告中从逻辑发展史及逻辑技术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理解。他认为，虽然借助于现代递归论的帮助，我们能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归结为停机问题的不可解性，但是这种理解已经偏离了哥德尔本身对不完全性定理的陈述。克里普克在发言中阐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他通过更加技术性的推断证明，在哥德尔第一不完全性定理中证明了不可判定性的那个哥德尔陈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Romina Padro女士在题为“乌龟对克里普克说了什么？”（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Kripke）的报告中，分析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论文“乌龟对阿基里斯说了什么？”（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Achilles）的主要观点，并讨论了克里普克对它的解读。她指出，克里普克的观点是，卡罗尔的思想要点是某些基本的逻辑规则拥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不能像其他陈述或原则那样被采纳；而这些规则之所以不能被采纳，是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按照它们进行了推理，则不需要采纳它们，而如果我们没有依照它们进行推理，则说明不采纳是可能的。
日本驹泽大学和东京大学Satoru Suzuki博士在“论信念与知识逻辑的决策论基础”（Remarks on Decisio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Doxastic and Epistemic Logic）的发言中，针对信念和知识构造了一个新的逻辑系统——信念和认知逻辑(DEL)，以期回答在什么条件下我们能够认为一个主体的信念会满足K、D、T、正自省和反自省等公理的要求。在关于“本质主义者可以成为绝对主义者吗？”（Can Essentialists Be Categoricalists?）中，来自香港大学的澳大利亚博士D. Marshall力图在梳理当今几个主要的本质主义论述的基础上，说明克里普克对理解绝对主义(Categoricalism)的贡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林允清教授在关于“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Wittgenstein vs. Chomsky）的报告中，探讨了克里普克和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规则本性问题的争论，论证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原则是不可能实现的，主张利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来消解普遍语法原则。在关于“心智表征与模糊性”（M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Vagueness）的论文中，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Shun Tsugita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描述和考察了关于自然化语义学中的心智表征问题和模糊性的争论。
台湾阳明大学王文方教授在题“为真理的固定点理论添加条件”（Adding Conditionals to a Fixed Point Theory of Truth）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使用固定点理论解决语义悖论这一趋势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及尚待解决的问题。在题为“不存在意外考试悖论”（There is no surprise examination paradox）的发言中，香港中文大学张锦清教授指出，由于意外考试悖论中聪明学生的推导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克里普克的解悖方案并不完善，在此基础上，他借助蒯因的理论给出了修正方案。独断论悖论（Dogmatism Paradox）是克里普克在解决意外考试悖论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悖论，四川大学徐召清博士在“论克里普克的独断论悖论”(On Kripke’s Dogmatism Paradox)的报告中，以动态逻辑为视角对独断论悖论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应把它理解为知识归属悖论，而不是知识悖论。为探讨解悖方案，他以选择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公开回撤的逻辑（a logic of public retraction）。北京大学博士生刘靖贤在“二阶弗协调概括公理”(Second-order Paraconsistent Comprehension)中指出，二阶的弗协调概括公理与弗雷格的基本规律V (Frege’s Basic Law V)在休谟原则的推导和弗雷格定理的证明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周北海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琚凤魁博士共同提交的论文“从剧本的视角看名称与指称”（Name and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y-script）中，详细区分了观众语言和角色语言，指出了剧本命名理论是一种澄清命名与指称理论各种不同方案的中间类型理论，有利于对弗雷格和克里普克的命名理论进行整合。在题为“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Causal Theories of Names）的报告中，香港浸会大学李少芬助理教授认为，虽然克里普克关于名称的历史因果解释是必要的，且使空名理论的解释更加容易，但这对于解释名称的使用是不充分的，所以有必要将名称与人类语言实践结合起来以便解释复杂的言语行为。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副教授在题为“为跨范式交流辩护”（Arguing for cross-paradigmatic communication）的报告中主张，一旦我们摒弃了由于译者或共同的解释程序所引发的可疑的含义，我们就能够检验一个交流者是否能通过其自身语言而知晓他人意见，从而相应地解决跨范式交流问题。来自香港大学的澳大利亚博士Michael Johnson在报告“作为普遍词项的严格性的严格应用”（Rigid Application as Rigidity for General Terms）中强调，严格性应用确实是从克里普克的单独词项严格性到普遍词项的自然扩充，但没有严格的普遍词项是这一标准的典型事例，即便存在，也无法解释含有此类词项的同一性陈述的必然性，因此应该拒绝严格性应用这一标准。
日本北海道大学Koji Nakatogawa教授在“论预先判断性表达式中的词项的指谓”（On designations of terms in a pre-judgmental expression）中，从弗雷格和康托尔的争论入手，应用现代逻辑的形式技术手段论述了有关命名理论的诸多问题。他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箭头（arrows）指派给汉字会弥补蒙太格语法解决不可数名词的不足，这将使科学语义学向着更有前途的方向发展。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在题为“共同体信念修正的逻辑动态”(Logical dynamics of belief change in the community)的报告中指出，在共同体成员可能采用的信念修正规则及由此导出的整个共同体的信念分布这一动态性质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共同体信念修正的很多方面都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刻画，她提出了这一模型的局限性并给出修正方案。北京大学王彦晶副教授在题为“通过提问来学习”（Learning How by Asking）的报告中，从程序上将如何提问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并提出了从回答问题而得到认知推理的新逻辑框架。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在论述“非真值函项与真值函项的等值转化”（Equivalent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on-Truth-Function And Truth-Function）时，阐释了关于函项的相关性的特殊理论(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of Function)对于现代模态逻辑及多值逻辑的解释作用，提出该理论能对很多没有被真值函项逻辑解决的问题给出新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张璐和邹崇理教授在论文“逻辑语义学和组合原则”（Logical Semantics and Compositionality）中指出，组合原则是逻辑语义的基本概念。他通过给出组合原则的形式和非形式解释，指出组合原则在处理自然语言的意义方面是十分有效的工具，能满足计算语言学的需要。江苏警官学院张力锋副教授在题为“自然种类词的逻辑”（The Logic of Natural Kind Terms）的报告中指出，指称不可测知论题是有条件的，蒯因用它反驳的是绝对指称观，而自然种类词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是指称确定的，所以蒯因的不确定?题不能用来否定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方案。西南大学马明辉博士在题为“论认知模态的程度”（On Degrees of Epistemic Modality）的发言中，通过使用自然数表示信念的程度，展示了其所主张的克里普克语义下具有完全性的信念程度的命题逻辑。山西大学陈敬坤讲师在题为“二维主义、认知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Two-Dimensionalism, Epistemic Possibility and Metaphysical Possibility）的发言中，探讨了克里普克、索姆斯和查尔莫斯在解释后验必然思想时的共同点及他们在对认知的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区分时的不同点。在题为“克里普克的反物理主义模态论证”（Kripke’s Modal Argument against Physicalism）的发言中，浙江大学任会明副教授指出，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对物理主义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物理主义者在回应该论证时说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错误地同意克里普克的下述看法：在把握一个现象概念例如疼痛概念时，我们在把握疼痛的内在性质或者本质属性。
本次研讨会还专辟了“夜间论坛”板块。河南工业大学惠继红博士在“克里普克论二维语义学”（Kripke on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中认为，克里普克表明可以将语义真值区分为形而上学领域和知识论领域这种二维语义特征。山东大学郭鹏副教授在关于“与专名相关的摹状词的语义功能”（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Descriptions Associated with Proper Names）的发言中认为，克里普克对塞尔的质疑是一种误解，主张塞尔的观点应该得到捍卫。北京外国语大学谭慧颖助理研究员在关于“克里普克论必然性和可能性”（Kripke on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的发言中，主要分析了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和后验必然思想。北京大学博士生赵震在“说谎者悖论新解纲要”（The Outline of A New Solution to The Liar Paradox）中，分析了塔斯基的层级理论在解决各种版本说谎者悖论中存在的不足，给出了自己的修正方案并论证了其可行性。西南大学博士生梅祥在“论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理论”（On Tarski’s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的发言中，阐述了塔斯基的真理论，并对蒯因、保罗?霍利奇、克里普克等人的真理论进行梳理。北京大学硕士生赵新侃在发言中，以“马克?扎克伯格”为例说明，按照传统的描述理论，一个专名的意义是由说话者通过与该专名相关联的一些限定摹状词给出，但这一理论却会使一些专名的意义含混不清，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除上述报告与发言，还有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北京大学陈波教授的论文“语言和意义的社会构造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Language and Meaning）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语言和意义的社会构造论”，并将该理论应用于解释专名的语义特征和功能，据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主义”，该理论吸收了严格指示理论的合理要素，但与之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蒉益民副教授在题为“专名和二维语义学”（Proper Names and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的论文中，阐述并捍卫了二维语义理论，并试图凭借该理论为专名的意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燕山大学刘叶涛副教授在题为“可及性，必然性和严格性”（Accessibility, Necessity, and Rigidity）的论文中指出，从可及关系的分层上可把握克里普克个体本质主义的成就，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不能适当地回答“如何通过专名来确定指称”这个语用问题，从分类属性（sortal property）的视角看，在实际的指称行动中，意向性要素必须被考虑。首都师范大学冯艳副教授在论文中通过引入模态算子“?”给出了一个自由摹状词理论LFMDTK(简称“LK”)，以便处理同时含有必然模态词以及空限定摹状词的语句。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陈明益与万小龙教授合作的论文“函项相关性特殊理论视角下的现代模态逻辑”（On Modern Modal Logic in the Vision of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of Function）讨论了函项相关性的特殊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刘东在关于“二维模态逻辑和先验偶然”（Two-dimensional Modal logic and Contingency A Priori）的论文中，讨论了与二维模态逻辑相关的先验偶然命题，认为即使克里普克关于先验偶然命题的例证不适当，也不能据此断定此类命题不存在；若以二维模态逻辑为框架，可定义出不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佳一的论文“名称和含义”（Names and Meanings），以专名的描述理论和因果历史理论之间的历史争锋为焦点，为描述理论做了辩护。
本次研讨会是克里普克教授于8月30日至9月9日访问北京大学期间出席的学术活动之一。会议前后，他还受邀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分别做了两次公开讲演。
8月31日下午，克里普克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次公开讲演，题为“空专名和虚构实体”（Vacuous Names and Fictional Entities）。在讲演中，克里普克着重探讨了空专名是否指称对象、如何指称对象，虚构实体是否存在及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等一系列当代哲学和逻辑学重要问题，可以把这些探讨看作是其名著《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书主题的延续与扩展?他指出，虽然实际上许多事物只是偶然存在，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存在”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谓词；一部作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与故事中的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无关；当我们根据某个故事来评价何为真实的时候，存在命题与其他普通命题并没有实质差别；虚构对象是否存在依赖于所涉作品或故事的真实性，因而是一个经验问题。此外，克里普克还讨论了“真正的空名”和“真实的不存在性断言”等问题。
9月5日下午，克里普克做了第二次公开讲演：“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在本次讲演中，克里普克探讨了有关第一人称（“我”或“I”）的意义和指称的哲学问题，并对“自我的本性”做出了形而上学的反思，还将其本人的观点与笛卡尔、弗雷格、卡普兰和大卫?刘易斯等人的观点做了比较。他指出，每个人通过自己熟识主体的描述来确定词语第一人称“我”的指称，并不需要在一种“技术语言”中进行性质上的描述。在对第一人称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克里普克论证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先验偶然的例证，并为该断言做了辩护。
“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克里普克在北京大学的两次公开讲演，会有助于加强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国哲学界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国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水准、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彭杉杉撰稿）
北京大学陈波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教授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副主任尚新建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研讨会通过主旨报告、特邀报告、分组报告、夜间论坛和自由讨论等形式进行，除克里普克做了题为“通向哥德尔之路”的大会主旨报告外，另有7位特邀报告人和与会者围绕“规则和私人语言”、“克里普克与形而上学”、“对话克里普克”、“克里普克、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克里普克与悖论”、“克里普克与名称理论”、“哲学逻辑”、“语言和逻辑”这8个主题做了发言和讨论。
剑桥大学Arif Ahmed博士在题为“三角和私人语言论证”（Triangulation and the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的发言中，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的两条思想路线的交叉点，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主张私人的实指定义和其之后的使用是存在间隙的，因为前者无法修复后者，故私人实指定义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意味着私人语言没有任何意义。日本东京大学Masaki Ichinose教授在题为“克里普克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两种质疑”（Two Kinds of Doubts about the Kripkenstein’s Rule-Following Paradox）的发言中认为，克里普克斯坦的遵守规则悖论在描述性事实和规范性证成之间预设了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主张，在这两者的区分上，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采纳自然主义谬误的说法，应更进一步研究如何理解元不确定性或高阶的不确定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Takashi Yagisawa教授在题为“从物存在”（Existence De Re）的报告中认为，分析哲学的中期历史以源于克里普克的“直接的物本主义”（direct thingism）为主要特征。在界定了什么是直接的物本主义及其与概念物本主义（conceptual thingism）的区别之后，他将直接物本主义延展至“存在”的话题，表明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立场。在题为“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本质’的引入语境”（Aristotle’s Essentialism, Introductory Context of ‘Essence’）的报告中，日本北海道大学Kei Chiba教授在历史的语境中澄清了“本质”的意义和角色，并论证：亚里士多德所发展的对话理论是对苏格拉底对话方法的尝试性改进和系统化处理。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在题为“指称和描述的形而上学”（Reference and the Descriptive Metaphysics）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对“指称”（reference）和斯特劳森所言的“确认”（identification）进行明确区分，我们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处理指称问题。
在“对话克里普克”的会议专题中，克里普克做了题为“通向哥德尔之路”（The Road to G?del）的大会主旨报告。他在报告中从逻辑发展史及逻辑技术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理解。他认为，虽然借助于现代递归论的帮助，我们能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归结为停机问题的不可解性，但是这种理解已经偏离了哥德尔本身对不完全性定理的陈述。克里普克在发言中阐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他通过更加技术性的推断证明，在哥德尔第一不完全性定理中证明了不可判定性的那个哥德尔陈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Romina Padro女士在题为“乌龟对克里普克说了什么？”（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Kripke）的报告中，分析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论文“乌龟对阿基里斯说了什么？”（What the Tortoise said to Achilles）的主要观点，并讨论了克里普克对它的解读。她指出，克里普克的观点是，卡罗尔的思想要点是某些基本的逻辑规则拥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不能像其他陈述或原则那样被采纳；而这些规则之所以不能被采纳，是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按照它们进行了推理，则不需要采纳它们，而如果我们没有依照它们进行推理，则说明不采纳是可能的。
日本驹泽大学和东京大学Satoru Suzuki博士在“论信念与知识逻辑的决策论基础”（Remarks on Decisio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Doxastic and Epistemic Logic）的发言中，针对信念和知识构造了一个新的逻辑系统——信念和认知逻辑(DEL)，以期回答在什么条件下我们能够认为一个主体的信念会满足K、D、T、正自省和反自省等公理的要求。在关于“本质主义者可以成为绝对主义者吗？”（Can Essentialists Be Categoricalists?）中，来自香港大学的澳大利亚博士D. Marshall力图在梳理当今几个主要的本质主义论述的基础上，说明克里普克对理解绝对主义(Categoricalism)的贡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林允清教授在关于“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Wittgenstein vs. Chomsky）的报告中，探讨了克里普克和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规则本性问题的争论，论证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原则是不可能实现的，主张利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来消解普遍语法原则。在关于“心智表征与模糊性”（M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Vagueness）的论文中，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Shun Tsugita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描述和考察了关于自然化语义学中的心智表征问题和模糊性的争论。
台湾阳明大学王文方教授在题“为真理的固定点理论添加条件”（Adding Conditionals to a Fixed Point Theory of Truth）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使用固定点理论解决语义悖论这一趋势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及尚待解决的问题。在题为“不存在意外考试悖论”（There is no surprise examination paradox）的发言中，香港中文大学张锦清教授指出，由于意外考试悖论中聪明学生的推导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克里普克的解悖方案并不完善，在此基础上，他借助蒯因的理论给出了修正方案。独断论悖论（Dogmatism Paradox）是克里普克在解决意外考试悖论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悖论，四川大学徐召清博士在“论克里普克的独断论悖论”(On Kripke’s Dogmatism Paradox)的报告中，以动态逻辑为视角对独断论悖论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应把它理解为知识归属悖论，而不是知识悖论。为探讨解悖方案，他以选择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公开回撤的逻辑（a logic of public retraction）。北京大学博士生刘靖贤在“二阶弗协调概括公理”(Second-order Paraconsistent Comprehension)中指出，二阶的弗协调概括公理与弗雷格的基本规律V (Frege’s Basic Law V)在休谟原则的推导和弗雷格定理的证明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周北海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琚凤魁博士共同提交的论文“从剧本的视角看名称与指称”（Name and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y-script）中，详细区分了观众语言和角色语言，指出了剧本命名理论是一种澄清命名与指称理论各种不同方案的中间类型理论，有利于对弗雷格和克里普克的命名理论进行整合。在题为“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Causal Theories of Names）的报告中，香港浸会大学李少芬助理教授认为，虽然克里普克关于名称的历史因果解释是必要的，且使空名理论的解释更加容易，但这对于解释名称的使用是不充分的，所以有必要将名称与人类语言实践结合起来以便解释复杂的言语行为。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副教授在题为“为跨范式交流辩护”（Arguing for cross-paradigmatic communication）的报告中主张，一旦我们摒弃了由于译者或共同的解释程序所引发的可疑的含义，我们就能够检验一个交流者是否能通过其自身语言而知晓他人意见，从而相应地解决跨范式交流问题。来自香港大学的澳大利亚博士Michael Johnson在报告“作为普遍词项的严格性的严格应用”（Rigid Application as Rigidity for General Terms）中强调，严格性应用确实是从克里普克的单独词项严格性到普遍词项的自然扩充，但没有严格的普遍词项是这一标准的典型事例，即便存在，也无法解释含有此类词项的同一性陈述的必然性，因此应该拒绝严格性应用这一标准。
日本北海道大学Koji Nakatogawa教授在“论预先判断性表达式中的词项的指谓”（On designations of terms in a pre-judgmental expression）中，从弗雷格和康托尔的争论入手，应用现代逻辑的形式技术手段论述了有关命名理论的诸多问题。他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箭头（arrows）指派给汉字会弥补蒙太格语法解决不可数名词的不足，这将使科学语义学向着更有前途的方向发展。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在题为“共同体信念修正的逻辑动态”(Logical dynamics of belief change in the community)的报告中指出，在共同体成员可能采用的信念修正规则及由此导出的整个共同体的信念分布这一动态性质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共同体信念修正的很多方面都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刻画，她提出了这一模型的局限性并给出修正方案。北京大学王彦晶副教授在题为“通过提问来学习”（Learning How by Asking）的报告中，从程序上将如何提问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并提出了从回答问题而得到认知推理的新逻辑框架。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在论述“非真值函项与真值函项的等值转化”（Equivalent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on-Truth-Function And Truth-Function）时，阐释了关于函项的相关性的特殊理论(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of Function)对于现代模态逻辑及多值逻辑的解释作用，提出该理论能对很多没有被真值函项逻辑解决的问题给出新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张璐和邹崇理教授在论文“逻辑语义学和组合原则”（Logical Semantics and Compositionality）中指出，组合原则是逻辑语义的基本概念。他通过给出组合原则的形式和非形式解释，指出组合原则在处理自然语言的意义方面是十分有效的工具，能满足计算语言学的需要。江苏警官学院张力锋副教授在题为“自然种类词的逻辑”（The Logic of Natural Kind Terms）的报告中指出，指称不可测知论题是有条件的，蒯因用它反驳的是绝对指称观，而自然种类词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是指称确定的，所以蒯因的不确定?题不能用来否定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主义方案。西南大学马明辉博士在题为“论认知模态的程度”（On Degrees of Epistemic Modality）的发言中，通过使用自然数表示信念的程度，展示了其所主张的克里普克语义下具有完全性的信念程度的命题逻辑。山西大学陈敬坤讲师在题为“二维主义、认知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Two-Dimensionalism, Epistemic Possibility and Metaphysical Possibility）的发言中，探讨了克里普克、索姆斯和查尔莫斯在解释后验必然思想时的共同点及他们在对认知的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区分时的不同点。在题为“克里普克的反物理主义模态论证”（Kripke’s Modal Argument against Physicalism）的发言中，浙江大学任会明副教授指出，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对物理主义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物理主义者在回应该论证时说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错误地同意克里普克的下述看法：在把握一个现象概念例如疼痛概念时，我们在把握疼痛的内在性质或者本质属性。
本次研讨会还专辟了“夜间论坛”板块。河南工业大学惠继红博士在“克里普克论二维语义学”（Kripke on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中认为，克里普克表明可以将语义真值区分为形而上学领域和知识论领域这种二维语义特征。山东大学郭鹏副教授在关于“与专名相关的摹状词的语义功能”（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Descriptions Associated with Proper Names）的发言中认为，克里普克对塞尔的质疑是一种误解，主张塞尔的观点应该得到捍卫。北京外国语大学谭慧颖助理研究员在关于“克里普克论必然性和可能性”（Kripke on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的发言中，主要分析了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和后验必然思想。北京大学博士生赵震在“说谎者悖论新解纲要”（The Outline of A New Solution to The Liar Paradox）中，分析了塔斯基的层级理论在解决各种版本说谎者悖论中存在的不足，给出了自己的修正方案并论证了其可行性。西南大学博士生梅祥在“论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理论”（On Tarski’s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的发言中，阐述了塔斯基的真理论，并对蒯因、保罗?霍利奇、克里普克等人的真理论进行梳理。北京大学硕士生赵新侃在发言中，以“马克?扎克伯格”为例说明，按照传统的描述理论，一个专名的意义是由说话者通过与该专名相关联的一些限定摹状词给出，但这一理论却会使一些专名的意义含混不清，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除上述报告与发言，还有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北京大学陈波教授的论文“语言和意义的社会构造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Language and Meaning）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语言和意义的社会构造论”，并将该理论应用于解释专名的语义特征和功能，据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主义”，该理论吸收了严格指示理论的合理要素，但与之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蒉益民副教授在题为“专名和二维语义学”（Proper Names and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的论文中，阐述并捍卫了二维语义理论，并试图凭借该理论为专名的意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燕山大学刘叶涛副教授在题为“可及性，必然性和严格性”（Accessibility, Necessity, and Rigidity）的论文中指出，从可及关系的分层上可把握克里普克个体本质主义的成就，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不能适当地回答“如何通过专名来确定指称”这个语用问题，从分类属性（sortal property）的视角看，在实际的指称行动中，意向性要素必须被考虑。首都师范大学冯艳副教授在论文中通过引入模态算子“?”给出了一个自由摹状词理论LFMDTK(简称“LK”)，以便处理同时含有必然模态词以及空限定摹状词的语句。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陈明益与万小龙教授合作的论文“函项相关性特殊理论视角下的现代模态逻辑”（On Modern Modal Logic in the Vision of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of Function）讨论了函项相关性的特殊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刘东在关于“二维模态逻辑和先验偶然”（Two-dimensional Modal logic and Contingency A Priori）的论文中，讨论了与二维模态逻辑相关的先验偶然命题，认为即使克里普克关于先验偶然命题的例证不适当，也不能据此断定此类命题不存在；若以二维模态逻辑为框架，可定义出不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佳一的论文“名称和含义”（Names and Meanings），以专名的描述理论和因果历史理论之间的历史争锋为焦点，为描述理论做了辩护。
本次研讨会是克里普克教授于8月30日至9月9日访问北京大学期间出席的学术活动之一。会议前后，他还受邀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分别做了两次公开讲演。
8月31日下午，克里普克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次公开讲演，题为“空专名和虚构实体”（Vacuous Names and Fictional Entities）。在讲演中，克里普克着重探讨了空专名是否指称对象、如何指称对象，虚构实体是否存在及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等一系列当代哲学和逻辑学重要问题，可以把这些探讨看作是其名著《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书主题的延续与扩展?他指出，虽然实际上许多事物只是偶然存在，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存在”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谓词；一部作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与故事中的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无关；当我们根据某个故事来评价何为真实的时候，存在命题与其他普通命题并没有实质差别；虚构对象是否存在依赖于所涉作品或故事的真实性，因而是一个经验问题。此外，克里普克还讨论了“真正的空名”和“真实的不存在性断言”等问题。
9月5日下午，克里普克做了第二次公开讲演：“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在本次讲演中，克里普克探讨了有关第一人称（“我”或“I”）的意义和指称的哲学问题，并对“自我的本性”做出了形而上学的反思，还将其本人的观点与笛卡尔、弗雷格、卡普兰和大卫?刘易斯等人的观点做了比较。他指出，每个人通过自己熟识主体的描述来确定词语第一人称“我”的指称，并不需要在一种“技术语言”中进行性质上的描述。在对第一人称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克里普克论证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先验偶然的例证，并为该断言做了辩护。
“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克里普克在北京大学的两次公开讲演，会有助于加强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国哲学界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国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水准、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彭杉杉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