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

讲座综述 | 周五哲坛:Beneath Appearing

 

2022年4月8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主办的“周五哲坛”系列讲座在外哲所227室开讲。本场讲座邀请了来自伍珀塔尔大学(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的Alexander Schnell教授担任主讲人,题目为“在显现之下”(Beneath Appearing)。在讲座开始前,刘哲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题,并对参与会议的师生表达了欢迎与感谢。

 

在讲座的开始,Schnell教授指出:当代对于现象学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在论的”现象学(“realist” phenomenology),另一种是“先验的”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对于主体和对象(object)的关系的现象学分析,但是前者将现象学分析的范围限定在被预先给予的(pregiven)对象,后者则不仅仅关注这一点,同时还将讨论范围拓展到了对于现象的现象性(phenomenality of phenomenon)本身的反思。而本次讲座所关注的就是:对于先验现象学的研究意味着对于现象的现象性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与对“现象之下”的考察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需要澄清,对于现象的现象性的考察触及到了对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及现象学领域的边界的问题——传统意义上对于现象学的边界的讨论往往与“悬置”(epoche)的方法有关,即,从先于一切理论思维的东西开始,关注被给予给直观的对象本身、并关注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对于意义的建构。

但是,在面对一些问题时,这样的讨论似乎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时间问题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显现对象的“时间性”(temporality of the appearing objects)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它是被潜藏着的主体特有的意向性结构所建立,还是也需要对于客体的时间性的构建(a constitution in objective temporality)?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胡塞尔引入了“前现象的”(pre-phenomenal)或“前内在的”(pre-immanent)时间性来进行说明;但是,他并没有对“前现象的”或“前内在的”领域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更为细致的说明。如果要仔细考察这一领域,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对其研究方法进行考察;Schnell教授指出:三种“综合”(syntheses)构成了该领域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第一种是“post factum synthesis”,它关注的是对对立的对象的共同基础的把握(譬如主体的时间性和客体的时间性);第二种是“radical synthesis”,它关注的是单一原则的确立;第三种是“genetic synthesis”,它关注的则是对于知识的合法性的确立。

 

而如果从“先验逻辑”(transcendental logic)的视角出发来触及“现象之下”的问题,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三种“综合”的意义——

先验逻辑的目标有两个:第一,确立主体与对象的可能的先天关系的有效性(validity);第二,确立知识自身的基础(此处所要讨论的“知识”概念是那种具有“明证性”(evidence)的知识,而并非传统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状态)。

在历史上,划定“先验逻辑”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由康德、费希特和胡塞尔来完成:康德的先验逻辑处理的是思维对象间的关系所遵循的纯粹知性规则的问题;费希特在康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关注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里的“知识”指的也是上文提到的意味着直观与思维相符合的知识),他的先验逻辑意在对知识的明证性的结构进行建构;胡塞尔没有坚持费希特对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的划分,而是转向了对于不同类型的科学(“形式的科学”和“质料的科学”)的区分——他的先验逻辑所关注的是直观的明证性以及对于这种直观的描述。这样一来,对于知识的结构的探讨就进入了现象学的领域,而先前提到的三种综合活动正是对于现象学的先验逻辑学领域的对象的建构方法;在Schnell教授看来,这样的方法有助于帮助填补胡塞尔在对于本质科学的建构过程中留下的空白。

此外,我们还有另一种触及“现象之下”的问题的路径,即,像Tengelyi那样关注“原初事件”(the original facts)的形而上学,而这是以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为基础的——“自我”(I)、“世界”、“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和“历史”被视为原初事件;而除了对这些“特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进行研究之外,Tengelyi也对“普遍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亦即针对存在本身的研究进行了考察,而这样的“作为显现的显现”(appearing as appearing)正是他的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Tengelyi在此所进行的讨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视作对前内在领域的对象?——Schnell教授指出,除了先前所介绍的三种“综合”之外,我们还需要引入三个基本的概念——关联(correlation)、感知(sense)、反思(reflection);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先验性的结构(structures of transcendentality)。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

这三个概念最初都是由胡塞尔引入的,但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对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Schnell教授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一种显明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而对于这些“生产意义的基体”(generative matrix of Sinnbildung)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的动力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它有助于我们将先验的现象学关联作为反思的主题;第二,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识”概念;第三,它有助于我们完成对现象学反思的本质的澄清。

首先来看现象学意义上的“关联”——它暗含着一种“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种意向性并不仅仅是意识的一种状态(它甚至不要求被主体真正“意识到”),而且更是对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使得对象不再仅仅是在其自身之中的存在,而是有了一种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在这种意义上,“关联”让对象对主体的意识敞开,让它的被认识成为了可能。主体在关联中对于对象的把握并不是对于对象的经验性存在的把握,而是在感知(sense)层面的把握。

感知指向的则是另一种二重性(duality),即,被投射的感知(projected sense)和被给予的感知(sense that is given);前者是对于后者的一种充分的回应。当这样的二重性被自我反思时,我们便可以触及到一种“解释学的真”(hermeneutic truth,这有别于绝对的真:“ultimate truth”);这种解释学的真进一步参与了对于前现象学领域自身的建构。

最后来看“反思”的概念——它指向的是原则的概念和原则本身的二重性;这样的自我反思指向一种“反思的可塑性”(reflexive plasticity),而这又会进一步指向更高层级的“反思性的可塑性”(reflexible plasticity):它不再仅仅意味着一种反思,而是同时也意味着在反思的合法性范围内展开的反思(这让划定“知识”的范围成为可能),一方面,它消解了全部的条件者的实证性(experimentable positivity of a conditioner);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条件者本身的产生也为在其之上所产生的对象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现象学领域的本质的考察要求我们引入前现象的或者前内在的维度,而对这样的先验结构的考察需要通过三种“综合”和三个现象学基本概念来完成;后者被称为“生产意义的基体”。这样的处理所带来的结果有二:第一,先验现象学体系中存在的缝隙得以被填补;第二,“显现之下”的现象学领域得以被开拓。

 

在提问环节中,Schnell教授就“显现与未显现的区别”、“是否存在与对象完全分离的主体”、“这样的理论建构在何种意义上能被划入现象学的领域”、“如何理解‘实在论的现象学’”等问题与刘哲教授、Schipper教授、Schoenherr教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进行了探讨与交流,进一步澄清了“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和理论预设,并对实在论的立场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提问结束后,刘哲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谢意,并宣布本次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