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3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主办的“周五哲坛”系列讲座在线上开讲。本场讲座邀请了来自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George Hull教授担任主讲人，题目为“Alienation: The Diagnosis of Vicarious Flourishing”。在讲座开始前，Arthur Schipper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题，并对参与会议的师生表达了欢迎与感谢。

在讲座的开始，Hull教授指出：从费尔巴哈到1840年代的马克思对“异化”（alienation）的理解是基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而形成的，而这又与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Hull教授认为，“异化”是一种对于“人类本质的繁荣”（human flourishing）的阻碍。

接下来，基于对费尔巴哈的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Hull表示：在费尔巴哈的讨论中，人的类本质主要在于理性、意志和爱，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将这样的本质归因于“上帝”这种想象的、非人类的存在，这是对于人类把握现实生活的能力的一种剥夺，更意味着对于人的类本质的背离，亦即“异化”。而在1840年代，马克思对这样的“异化”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的刻画，但他更加强调劳动能力是人的类本质之所在；他和费尔巴哈一样，同意宗教是一种“异化”的表现，但他进一步将对“异化”的批判推广到了政治经济领域——这一点在《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在后者围绕“异化劳动”展开的讨论中，“异化”包括了人与物、人与人的活动、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等多个层面，这显然大大拓宽了“异化”概念的使用范围。

Hull教授认为，无论是宗教异化还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异化，它们所指向的其实都是个体以间接的方式去实现所谓的“人类的善”的活动，而这样的活动会将个体导向非人类的存在（如想象中的超自然存在、国家机构、或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等）。在这种意义上，“异化”无疑是个体层面上的：在这些活动当中，首先被遏制的都是个体发挥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功能的能力——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接受这样的“异化”概念是否意味着必须接受对于人类本质的这种预设？在对于多元主义（pluralism）进行考察后，Hull教授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给出充分的描述，但实际上，对于“异化”的批判是能够与多元主义相容的。

总而言之，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那里得来的异化概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当集体的认同取代个人的认同、并削弱个体作为人类充分发挥其本质的能力（human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s）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此外，这样的概念也有助于带领我们反思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有害的繁荣”。

在提问环节中，Hull教授就“我们是否能够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看到类似的‘异化’概念”、“如何理解费尔巴哈对上帝的意识的刻画”、“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对于‘异化’概念的解读方式”等问题与刘哲教授、Arthur Schipper教授以及线上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Arthur Schipper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谢意，并宣布本次讲座到此圆满结束。